据说农历的这个月是传说中的“猴年马月”，果然进入马月很多事情都快起来了，比如最近多个重量级案件的涉案人员密集宣判，在这个疾风迅雷的盛夏时节，传达出某种节奏感。其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可算得上其中之一。他以被控贪污受贿2.5亿元，创下了十八大以来，官方所公布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贪腐金额的最高纪录。更被媒体提炼为“受贿金额是周永康的1.9倍”，不知道白恩培独占“两亿元俱乐部”的时间能维持多久，毕竟反腐仍在进行，还有什么“惊喜”谁都不好说。

有人给白恩培算了一笔账，按照法院指控的涉案时间，他13年来平均每天受贿5万多元，相当于很多人一年的收入，真可谓日进斗金。这海量数字背后的“功劳”，有白恩培的一半，也有他妻子张慧清的一半。据披露，张慧清原本是青海省一家招待所的服务员，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后，张慧清不久就成为云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实现了从服务员到正厅级干部脱胎换骨式的飞跃，简直要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在法院的指控中，特别强调白恩培直接或通过其妻收受贿赂。在他任职云南期间，各路商人纷纷走“夫人路线”。为便于洗钱，张慧清还以表弟的名义开设了十多个皮包公司，结成了“腐败共同体”。

梳理一下白恩培的从政经历，可以发现他和落马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担任过青海省委书记，从一线卸任后，在全国人大、政协任上落马，其主要犯罪经历都发生在退居二线前的任期内。而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两人的落马都有夫人的“一臂之力”。甚至两人的自我反省都有同工之妙。苏荣在法庭上说“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白恩培则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在前边办事，她在后边收钱。有时还有意创造条件让她打着我的旗号去搞权钱交易、接受贿赂。”

其实不管是“夫人路线”、“公子路线”，还是秘书司机路线，本质上都是权力的溢出。溢出效应本来是指技术或者经济活动超越其本身，对外部带来影响。当权力的威力溢出后，即使本不掌握权力的人，只因围绕在权力周边，就有机会蒙荫谋利。要杜绝这种效应的泛滥，除了要约束权力本身外，还应该使权力的边际清晰可控。让官员个人及亲属的财产、职业情况对社会公开透明，不失为一种可以参考的制度构想。腐败治理体系成熟的国家，多数有例可循。

说到白恩培与苏荣贪腐轨迹的重合，也并不是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孽缘，其实这些落马高官身上总是能看到一些共性。比如白恩培在云南省委书记任上，遭到了大量举报，其中就包括副部级退休官员杨维骏，对此白恩培成立专案组予以调查打压，一名处长获刑十年。2003年被开除党籍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将调查其秘书贪腐线索的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安排病休。这显示了省委书记在自己权力半径内难以制衡的地位。此外，根据已经公布的贪腐事实，这些落马的省委书记在官商勾结、卖官鬻爵方面的套路常常很相似。面对同一个监督的漏洞，他们钻漏洞的身段自然会一样的柔软和妖气。

中国的省委书记所管辖的人口和经济总量，经常超过欧洲一个或几个国家，媒体用“地方诸侯”来形容他们在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微妙关系。如何做到放权与监督的平衡，其实是一件很考验政治智慧的事。据说清朝后期腐败不可收拾，很大原因是行政权和检察权的融合，一省的巡抚常常兼任都察院副都御使，官僚体制自己监督自己，结果会怎么样大家都明白。十八届三中全会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将各级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收紧到上级纪委，其实就是对同级监督的有效遏制。

白恩培和苏荣的案例中，省委书记的腐败不但会带来当地官场生态的大面积溃烂，也造成一省经济连续多年的倒退。所以堵住漏洞，建立起对省委书记这一“关键少数”群体的约束机制就显得意义重大。十八大以来，苏荣、白恩培、王珉、周本顺，这些前任或现任省委书记的落马，势必将引发对现有体制漏洞的反思和弥补。反腐还在进行时，让子弹先飞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