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书林

林语堂对于读书，有许多的妙论。

林语堂认为“须知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骤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

林语堂对于课堂上由老师僵化地、喋喋不休地讲课是对真正读书的一种扼杀，对于那种一学期只教薄薄的一本教科书，一节课只翻来覆去讲那么几页甚至是几行文字，最后以死记硬背，评分的方式来给学生的知识定层次的做法深恶痛绝，语句之中颇多讥讽。

林语堂喜欢在图书馆看书，在中学的时候就很盼望有一间图书馆。“如果当时有一图书馆，充满好书，任我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我当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学时，没有图书馆设备，而厦门这一所教会学校与其他非教会学校大异之点，就是我们教会学校学生不看中文报纸，或其他一切报纸。”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认为“课堂中的讲读得益无多”，遇到图书馆，就是欣喜若狂了。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5000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林语堂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林语堂从图书馆借了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和张伯伦的《十九世纪之基础》，学了许多西方的知识。

到了哈佛大学，林语堂对图书馆的向往更上层楼。“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里的中国书籍汗牛充栋，许多是国内没有的珍本，他还可以从柏林大学借来邮寄的中国书，从而开始研究中国音韵学。

林语堂认为读书，要从被动式改为主动式，知识由教员以“注射式”的方式强硬灌输普遍不成功，他甚至异想天开，想把学生的学费集中起来，以九成五的钱买书放在一间空房子里，由学生随便胡乱翻看，只要学生花的时间和上课的时间一样多，收获肯定很大。林语堂断言“你们学问的进步，必非一年上课的成绩所可比。”

林语堂强调“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这或许和林语堂所推崇的“顺乎本性，就是天堂”的近情有关。林语堂讲究的是“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入手不可。” “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连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行而不能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主，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见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

林语堂对于书的妙论还有个“情人”的说法。林语堂坚持“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坚持读书要先找到“文学上的情人”。“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看到林语堂这样的妙论，相信许多爱书之人会会心一笑。

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林语堂对于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和丫头监读法等，都认为是很笨的办法。读书之人讲究环境、条件等等，其实仅仅是一种矫揉造作，一种矫情而已。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只有这样，才是读书人的样子。

林语堂说：“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是在你；而它必须出自你的内心。我们的心是一只猴子；你惟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哪里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领导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发现自己中国传统文化欠缺很多，就自觉恶补中国传统文化，此时，林语堂就是一只积极寻找坚果的猴子。（黄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