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公款拜年的必由之路是靠法治
根治公款拜年的必由之路是靠法治
□ 刘飞
□ 刘飞
年前，一些单位在总结、筹划工作的同时，还忙着联谊友邻、感谢上级，虽形式多样，但从实质上来讲，不外乎是用公款拜年。而前不久，中办国办专门下发通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用公款搞相互走访、相互送礼、相互宴请等拜年活动。禁令为何挡不住这些单位公款拜年的脚步?具体原因可能有很多种，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成为那些坚持公款拜年者的“充足理由”:第一，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第二，为了促进工作，必须公款拜年。笔者想针对这两个观点，谈谈如何根治公款拜年。
人情往往成为利益的幌子
“人情社会”是一个很多人都在用但又不能准确界定其含义的词组。人情社会，顾名思义，应当是重情义、讲感情的社会。仔细梳理，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古代述说人情的民谣、俚语、诗、词、曲、小说等还真不少。比如“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闹市无人问”、“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富贵多士，贫贱少友”、“世情薄，人情恶”等等。这些语句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人情的感受，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有不少人对人情的判断是非常悲观的。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一些利益兄弟反目成仇、夫妻劳燕分飞、朋友恩断义绝的事情并不鲜见。在官场上，这种人情翻覆似乎更加突出，比如某官员曾经说，自己生性喜交且善交朋友，其在职时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待其离职后不久便门可罗雀。
看来，我们需要对人情社会进行认真解读。上文摘录的诸多语句和生活中的诸多事例都表明了在人情之上有更重要的东西。就个体来说，何种人情值得维系，人情应当如何维系，其背后往往都有精明的甚或精确的利益算计。因此，称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只能说它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人情社会。这里所谓的人情，只不过是追逐利益的思维惯性演变成的下意识的情感倾向罢了。当人情与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私人拿自己的钱给官员拜年，还是官员用公款相互拜年，人情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一些利益兄弟反目成仇、夫妻劳燕分飞、朋友恩断义绝的事情并不鲜见。在官场上，这种人情翻覆似乎更加突出，比如某官员曾经说，自己生性喜交且善交朋友，其在职时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待其离职后不久便门可罗雀。
看来，我们需要对人情社会进行认真解读。上文摘录的诸多语句和生活中的诸多事例都表明了在人情之上有更重要的东西。就个体来说，何种人情值得维系，人情应当如何维系，其背后往往都有精明的甚或精确的利益算计。因此，称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只能说它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人情社会。这里所谓的人情，只不过是追逐利益的思维惯性演变成的下意识的情感倾向罢了。当人情与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私人拿自己的钱给官员拜年，还是官员用公款相互拜年，人情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公款拜年被演变为惯性贿赂
为证明是为促进工作而公款拜年，不少人会拿出活生生的例子来——哪一年没有去向上级和同级官员拜年，结果来年工作中屡遭穿小鞋;哪一年去拜年了，结果来年工作中屡获好评。因此，在他们看来，公款拜年十分有必要。况且，拿公款给上级和同级官员拜年，不仅自己不用掏腰包，而且自己更能得到“实惠”。
将为了促进工作而公款拜年的一方比做公共服务的需求方，另一方就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拜年的目的不外乎这两种:其一是通过此举希求获得法定的公共服务，其二是通过此举希求获得比法定服务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无论哪一种都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公共服务供给方供给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本来，供给公共服务是其履行职责之必须，供给公共服务之标准是法律之规定，通俗地讲，即一切应当公事公办。现在偏偏冒出了拜年这种制度设计之外的举动，换句话说，公事被私办了。
将目光投向社会，我们发现这样两种情形:其一，在一些地方，公事公办往往变成不办、少办、缓办，公共服务的需求方必须通过公事私办的方式支付额外的报酬才能获得法定的公共服务;其二，法定的公事公办被弃置一边，权力主导下的公事私办大行其道，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随着需求方提供的报酬的增加而提高。这两种情形的原因是共同的，即权力可以任性地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免费的公共服务有偿化，法定的公共服务不可期又不可靠。国际上著名的反腐败学者杰里米•波普在《反对腐败——来自透明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在(远东)社会生活中，礼物的交换曾经一度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社会习俗以表示强调个人之间的重要性。今天，在友好标志的美名之下，这种习俗被歪曲成制度化的贿赂。”公款拜年其实就是这种“制度化的贿赂”(称为惯性贿赂更恰当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掌管公共服务的行政权任意化的时候，贿赂就成为必要的;在制约执行权的监督权虚置化的时候，贿赂就是可行的。在过年时，拿公款去拜年也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好办法。通过此举，拜年双方都有利可图，感情加深了，今后合作更密切了，可谓皆大欢喜。但是，公款哪里去了?
将为了促进工作而公款拜年的一方比做公共服务的需求方，另一方就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拜年的目的不外乎这两种:其一是通过此举希求获得法定的公共服务，其二是通过此举希求获得比法定服务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无论哪一种都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公共服务供给方供给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本来，供给公共服务是其履行职责之必须，供给公共服务之标准是法律之规定，通俗地讲，即一切应当公事公办。现在偏偏冒出了拜年这种制度设计之外的举动，换句话说，公事被私办了。
将目光投向社会，我们发现这样两种情形:其一，在一些地方，公事公办往往变成不办、少办、缓办，公共服务的需求方必须通过公事私办的方式支付额外的报酬才能获得法定的公共服务;其二，法定的公事公办被弃置一边，权力主导下的公事私办大行其道，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随着需求方提供的报酬的增加而提高。这两种情形的原因是共同的，即权力可以任性地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免费的公共服务有偿化，法定的公共服务不可期又不可靠。国际上著名的反腐败学者杰里米•波普在《反对腐败——来自透明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在(远东)社会生活中，礼物的交换曾经一度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社会习俗以表示强调个人之间的重要性。今天，在友好标志的美名之下，这种习俗被歪曲成制度化的贿赂。”公款拜年其实就是这种“制度化的贿赂”(称为惯性贿赂更恰当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掌管公共服务的行政权任意化的时候，贿赂就成为必要的;在制约执行权的监督权虚置化的时候，贿赂就是可行的。在过年时，拿公款去拜年也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好办法。通过此举，拜年双方都有利可图，感情加深了，今后合作更密切了，可谓皆大欢喜。但是，公款哪里去了?
靠法治根除公款拜年
在现实中，确实有一些掌握公权的人不曾公权私用，也不打算公权私用，但他们却挡不住别人公款拜年，或者虽能挡住别人公款拜年，却管不住自己不去公款拜年。什么时候需要且可能通过拜年的形式从权力那里获得利益?权力脱离法律之轨时。只要有这种危险存在，人就会对权力心生畏惧，想办法讨好它。因为在权力运行不公开不可期的时候，权力失控的危险和真实的权力失控给人带来的压力是一样的。因此，公款拜年拜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年，也不是人，而是权力。这种权力由于有着被滥用、被寻租的无限可能，而成了不少人争相邀宠的对象，公款拜年只是邀宠的一种方式。只有用法律规制权力，权力才不能妄为。
制约权力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根治公款拜年的必由之路是靠法治，真正让法律把权力管起来。我们呼唤法治，呼唤的是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呼唤的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让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更合理一些，让权力运行的程序更透明一些，让权力运行的结果更可期一些。法治来了，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没有了，公款拜年这种既浪费国家资财又腐蚀官员的行为，就变得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了。因此，治理公款拜年，要注重下游围堵，更要注重上游防范。 （作者单位: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
制约权力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根治公款拜年的必由之路是靠法治，真正让法律把权力管起来。我们呼唤法治，呼唤的是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呼唤的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让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更合理一些，让权力运行的程序更透明一些，让权力运行的结果更可期一些。法治来了，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没有了，公款拜年这种既浪费国家资财又腐蚀官员的行为，就变得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了。因此，治理公款拜年，要注重下游围堵，更要注重上游防范。 （作者单位: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