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五年规划需建贪官“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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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学者称，按惯例，中纪委着手制定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有望在上半年出台。

　　关于反腐的总纲领性文件，早在2005年，中央就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时隔三年，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08年这一规划，被称为“第一个反腐五年规划”。

　　自2005年实施纲要及2008年第一个五年规划以来，一批大案要案获查处，一系列制度建设起来，佐证了反腐规划的成效。然而也不可否认，腐败现象依然相当严重。

　　第一个经验教训是，第一个五年规划期并没有有效处理“腐败存量”及“腐败增量”的问题。“腐败存量”没有得到有效消化，新的“腐败增量”势头没有被有效遏制，媒体报道官员腐败资产已达到了十万亿元规模。近期反腐专家李永忠、历史学者吴思等知名人士提出有条件“特赦”贪官以换取对改革的支持，引起舆论关注。在笔者看来，中国目前的确需要一个贪官“退出机制”，以解决历史累积下来的庞大“腐败存量”，这应成为新一轮五年规划的一个方向。

　　只有解决“腐败存量”才会创造解决“腐败增量”的条件。原因有三：第一需要承认当下的“腐败存量”已到了无法盘清的地步，只能“选择性反腐”，盘清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腐败增量”；第二，需要承认很大部分官员腐败是“原罪”，原罪成立的前提就是旧有监督制度不完善，诱使大部分本不会在完善制度里腐败的官员，或多或少染上腐败之罪；第三，需要承认当下新的改革推动者和引导者，依然还是这批官员阶层，在中国尚未培育出成熟的公民社会之前，来自社会民众的改革推力依然处于边缘，民众更愿意被引领，而不是成为引领者。这种情况下，交易理论是成立的，因为即使这样的交易不道德，但社会效益依然最高。

　　解决“腐败存量”问题，要采用的办法也有三种：其一为“无代价赦免”。划定一个时间线，之前的贪腐一律不究，时间线后的腐败依法追究。其二为“有条件赦免”。只要吐出贪金，就可免刑事犯罪之追究，也不影响其仕途与现职。其三为在“真相与和解”基础上的赦免贪官。对贪污所得与危害程度定立级别，贪污所得越大，越应查明真相，收缴彻底，促其向社会认罪。而贪污所得低于一定数额的，只要上缴，就可保其名节，不再公布，不再追究责任。在这三种办法中，以第三种方法最优，第三种更容易在广泛的社会阶层内达成“交易换改革”共识。

　　另一个经验教训是，无论是2005年实施纲要还是2008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分解目标或次级任务方面，缺少可测量性及绩效核实性，一些改革试点因缺少系统性支持而流于形式，如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申报试点，因缺乏法律配套，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说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问题上，上一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建立”，重点是编织权力笼子的雏形，那么下个五年规划侧重于“健全”，重点是把笼子编得密实，核心在于把权力管好、管牢、防止遗漏。

　　只有这样，十八大提出的“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标，才会在下个五年规划实施中得到实现。

　　（作者系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