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舞台反腐第一剧”的幕后故事与现实意义
“中国舞台反腐第一剧”的幕后故事与现实意义
《这是最后的斗争》剧照
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了社会转型期一家三代人的困惑与坚守，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当今社会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除夕之夜，离休老干部何光明的小儿子何晓明因非法集资败露，决定在逃到美国前陪父母度过最后一个除夕，而揭发者竟是他的外甥周小剑;大哥何大明希望弟弟何晓明主动坦白，自我救赎;二哥何二明对社会黑幕深恶痛绝，但为生存不得不跻身其中，良心备受拷问。在这个本该团圆欢庆的夜晚，何家三代却面临着金钱与信仰、坚守与背叛、正义与亲情的残酷抉择。
1月16日，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2011年——“新现实主义年”开年大戏之一，由吴晓江执导、雷恪生领衔主演的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在首都剧场圆满结束了第一轮演出。
全剧在雄壮的《国际歌》中结束。记者在现场看到，全场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演员出来谢幕的时候，有观众跑上舞台，将一束鲜花献给了扮演老红军何光明的老演员雷恪生。
该剧自2009年5月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演以来，以其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弘扬真善美的艺术追求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肯定，被誉为“中国舞台反腐第一剧”，并获第六届全国优秀话剧展演一等奖、文化部2010年国家艺术院团展演优秀剧目奖、第七届中国话剧金狮奖剧目奖。
这个戏揭露腐败现象，是否演当初曾难下决断
这个戏揭露腐败现象，是否演当初曾难下决断
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剧目，演还是不演，曾让中国国家话剧院领导犹豫不定、难以决断。
“它有它所谓的‘风险性’。”《这是最后的斗争》的制作人刘铁钢说。
主创人员的担心和犹豫不无道理。
2009年上半年，有一些关于《这是最后的斗争》的帖子在网上被逐渐热议起来。网友们把它称为“近20年来唯一一部敢直面当今社会矛盾以及政府腐败的话剧”。观众评价该剧台词有股“狠劲”，“太真实”!
譬如，剧中人物何二明历数社会腐败黑幕:“这有什么呢，不就是那个什么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官商勾结、暗箱操作，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收红包、拿回扣，包二奶、养‘小蜜’的事，那都是电视和互联网上比比皆是的事。”
剧中人物周小剑痛斥:“在我们乡下，凡是好事都被那些乡里县里领导的儿子、孙子和七大姑八大姨占着。别人不敢开的矿他们都敢开，别人不敢伐的树他们都敢伐。老百姓要想告他们，公安法院全都跟他们勾着，没处申冤啊!”
又如:“那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是理发的，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
……
这样写实诙谐的台词令观众每每会意地大笑并鼓掌。
但是，该剧2009年5月公演后，没有一家媒体予以报道，没有人发表戏剧评论。刘铁钢说:“这个戏有些台词太激烈了。对我们党的形象、对树立党的威信是不是有坏处啊?”有记者告诉刘铁钢:“没法评价，我怕写了以后我们总编不答应，到时候再把我的稿撤回去。”
但此时，坊间关于这部戏的议论却多了起来。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讨论这部戏的帖子，例如《从<斗争>看戏剧的现实关注》、《<斗争>:尴尬中思考人生百态》……但很快，这些帖子就销声匿迹了。
有一些老话剧迷听到消息后纷纷赶来观看，有的甚至是坐飞机来的。
“他们为什么坐飞机来呢?当时以讹传讹，传出这么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们说这个戏得赶紧看，不看今后就被封杀了。”刘铁钢说，“我听完后真是哭笑不得。”
最后的讨论会力排争议，决定公演“烫手的山芋”
最后的讨论会力排争议，决定公演“烫手的山芋”
2005年，由总政话剧团著名编剧孟冰编写的剧本《这是最后的斗争》诞生了，并且还获得了文化部精品工程的精品戏剧奖。但就是这么一个获奖作品当时却在总政话剧团审查两次没通过，无法搬上舞台公演。两年后，孟冰通过文化部找到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希望能依靠部队以外的话剧团将这部戏推上舞台。
可政治性如此浓郁、言辞如此犀利的剧本，就算到了国家话剧院也是“烫手的山芋”。
2009年，《这是最后的斗争》经过反复修改剧本，国家话剧院终于决定开始试排演，但能不能最终上演还是一个未知数。
主演雷恪生向记者回忆他当时接到剧本后的一些情节。
“我接到剧本后一宿没睡着觉。”雷恪生说，“第二天早上4点钟就给刘铁钢打电话:‘铁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戏能演吗?’”
刘铁钢说:“老爷子，谁说不能演?”
雷恪生说:“我太喜欢这个剧本了，这个剧本太好了!但我就觉得可能够戗，咱别排完之后人家说这不能演。”
刘铁钢说:“你怎么能想象某些人说不能演呢?”
雷恪生说:“揭露问题太深刻了。”2009年5月的一个晚上，《这是最后的斗争》排练完毕，打算连夜把舞台布景拉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准备第二天公演。但此时，忧心忡忡的国家话剧院领导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到底能不能演?如果受到处分怎么办?夜里12点，他们临时召集全院各部门负责人以及话剧界的一些老前辈开个最后的讨论会。
作为一名有胆识的制作人，刘铁钢似乎并无太多忧虑。他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看剧本时觉得这个剧很生活，但同时也担心写了这么多党内腐败和流行段子而对观众有误导。但后来一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何二明所说的话也很正常啊，我们手机上的短信和庸俗的段子，不就是今天的现实吗?“老百姓是有所甄别的，不会完全去附会，艺术家大可不必在这点上紧张。”他这样鼓励剧组成员。
三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此时，13卡车的舞台布景还静静地躺在国家话剧院排练厅门口。
“我跟舞台总监说，现在可以运儿艺了。他说，难道说刚开始我们拆了半天，不是运儿艺的吗?我说对，刚开始还真有点悬。把这布景运到仓库里就‘马放南山’了。”刘铁钢笑着告诉记者。
为了能够顺利首演，国家话剧院决定修改一下剧名，不能叫《这是最后的斗争》。
“现在讲和谐，你讲斗争，还是最后的斗争。”雷恪生告诉记者，“反正大家说能不能缓和一下，咱们先试演几场，争取一下意见。作者硬着头皮，说那就叫《大过年》吧，括弧——又名《这是最后的斗争》。就这样改成了《大过年》。”
2009年5月6日，《大过年》开始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公演。
反腐题材的作品，最难把握的是尺度
反腐题材的作品，最难把握的是尺度
反腐题材作品最难的是尺度的把握。太正面，似乎有假，达不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太阴暗，又难以给人以希望。国家话剧院接到剧本后准备了将近三年，三年中作者孟冰九易其稿。首场演出后，国家话剧院又决定让大批的戏剧评论家及老演员来挑毛病，再改剧本。
导演吴晓江表示，一边演一边改，甚至多次修改规避风险。“起先只是对剧本细节上不够合理和准确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很多人很喜欢但又担心这个戏会被毙，我们就软化了过分敏感和容易引起误解的词。”他说。
据执行制作杨帅介绍，2009年11月在天桥剧场展开第三轮演出中，剧本在过去演出内容上进行了修改，不仅加大了批判力度，更是指明了“希望曙光”。
刘铁钢则表示:“修改是从人物是否真实立体和观众认知方面出发的。原来消极的东西多了些，有些人物太偏激了，例如老二上台就说风凉话，不太符合现实生活，一个人坏不是什么都坏。后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情节:老二为了缓和跟父亲的矛盾，他想了一宿，想到了共产党的好——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牛，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开始讲腐败现象，老爷子就生气了，戏剧性就出来了。”
而孟冰认为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具有个性、美感的正常普通人，何二明这个人物也不例外，他言行激烈是因为“他的内心冲突最激烈，因为他内心是热爱这个国家、这个家庭和父辈的，但是他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内心矛盾比别人激烈”。
《大过年》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连演10场，从开始的观众寥寥无几到后来的高朋满座。第二轮上演时，他们决定改回原名《这是最后的斗争》，去天桥剧场、中国国家大剧院加演。
“中国国家话剧院诞生了一部能让老百姓们争相观看的旷世剧目”的消息传到中央领导耳中。201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领导专程前来观看。李长春对《这是最后的斗争》的评价是，这部话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好教材。
高层首肯后，这部剧曾经曲折的命运得以改变，其后，《这是最后的斗争》创造了50多场的演出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剧组还曾专门去中央党校进行了一场演出，观众是在此学习培训的一些局级、部级领导干部。演出结束时，大家都非常激动，全体起立，一起合唱《国际歌》。
2010年4月，第六届全国优秀话剧展演在重庆落幕，《这是最后的斗争》荣获本次展演一等奖。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相关新闻。在2007B2010年度话剧金狮奖评选中，《这是最后的斗争》获得大奖。喜爱话剧的人都知道，这是全国话剧最高奖。
据杨帅介绍，目前，《这是最后的斗争》已经完成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巡演，接下来将深入内蒙古、安徽等省区演出，甚至筹划2011年10月到2012年5月间在美国百老汇上演。
反腐败绝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永恒的斗争
反腐败绝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永恒的斗争
在戏剧表现手法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这台形式中规中矩、表演稳扎稳打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走红让一些观众感到“意外”。传统的“三一律”结构，零大腕阵容，剧情也不够惊奇娱乐，它怎么就火了呢?
“当初在做这部戏时是很‘反动’的。”导演吴晓江表示，因为目前市场上的话剧大多数都是走商业化、娱乐化的道路，大家想方设法取悦观众。但这部戏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话剧，这样一种创作在当今简直是逆戏剧潮流而动，显得特别“反动”。
然而，大批观众恰恰被该剧强烈的批判性，以及大量取自现实生活的精辟台词吸引。
《这是最后的斗争》剧中的家庭里，一家人中有知识分子、商界精英、政府官员、外来打工者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物形象，一家三代人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不同的各阶层人们的困惑与坚守。
“这出戏好!把老百姓的生活演活了，把这个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点了出来，老百姓看着舒心。像这样的戏要多演!”有观众激动地说。最后，当何光明撕毁遗嘱，在窗前等待小儿子回来自首时，全场观众和演员一起唱起了《国际歌》，甚是感人。
作为一部弘扬核心价值的主旋律作品，《这是最后的斗争》的“另类”之处还在于:敢于承认有阳光的地方就存在阴影，而非刻意规避社会弊端，盲目歌功颂德;而且，该剧不仅仅停留在揭露弊端，更为剧中人物指明了方向，以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现出希望与光明的力量。该剧的表演风格融入了小品的元素，一改以往主旋律作品的缺点，真正做到了“不枯燥、不说教、不煽情”。
雷恪生向记者表示，该剧最动人的情节是，何光明面对喧哗浮躁的社会、面对信仰缺失的年轻一代，在经历了困惑与彷徨、思索与求证的痛苦挣扎后，依旧守卫心灵家园，这种“坚信”是最可贵的。而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昆则直言，“多少年没看到这种规规矩矩、说实话说真话的好戏了”。
吴晓江说，《这是最后的斗争》直面社会，把腐败等当今社会的状态和问题直接拉到观众身边，提出了“当腐败蔓延到自己身边时会怎么面对”等问题，并从某种角度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根源。
有评论指出，纵观中国近些年的一些主旋律文艺作品，少有针砭时弊之作。创作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现实，以为讲主旋律就不能揭示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这是最后的斗争》无疑把一些人掩耳的手拉开了，将蒙眼的黑布扯了下来。”一位观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看看吧，同为一家人，同为姐弟，为何战争年代寄养在农村的大姐就该清贫，而生在城市的兄弟就该富贵?这不仅是剧中那位老革命的困惑与痛苦所在，也是值得所有观众深思的问题。”他还表示，反腐败绝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永恒的斗争。
“从公演到热映，这部剧的走红反映了反腐败斗争的一次胜利。”一位反腐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最后的斗争》剧名取自《国际歌》歌词，它后面的词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隐含的这句话才是创作者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所在。
“一台戏不能解决大社会的问题。”这位反腐人士认为，能在舞台上将大社会的问题反映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看来，这个剧组不简单，这个剧不简单。
来源： 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