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秘书长现象”折射基层领导超编难题
“副秘书长现象”折射基层领导超编难题
福建省龙岩市“最牛公务员”事件最近成为网络热点，2月15日，又有网友在猫扑贴贴上曝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一个秘书长手下有18位副职，其中副秘书长就有13位。龙岩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吴科长表示，市政府办公室的确设立了18个副职，其中有副秘书长13个。这13个副秘书长专职的只有7个，其余的都是挂职的副秘书长。（2月16日《重庆商报》）
福建龙岩市政府副秘书长超过一个“班”
事实上，近几年有关官员特别是副职超编的新闻报道可谓屡见不鲜：
2008年11月，一篇题为《吓一跳！铁岭市竟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的帖子在网上迅速传开。辽宁省铁岭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称，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情况，铁岭每个副市长都有不同分工。随后，该市20名副秘书长的名单从官方网站被迅速删除。
2008年12月，河南省新乡市曝出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此外还有6名调研员协助副市长工作。
2009年4月，《半月谈》杂志报道，河南郸城县政府办公室仅副主任就有9人，县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更多达16人，群众笑称该局“领导班子成员比公安部的还多”。
2010年7月，经过机构改革后，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除了“一把手”，还有10个副主任、6个副巡视员。
针对副职超编现象，2009年1月，中组部、中央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并出台意见明确规定，省级、副省级、地市级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按不超过同级政府领导班子副职的职数来掌握，同时，兼职的政府副秘书长应占职数。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规定在一些地方被屡屡突破。以龙岩市为例，目前该市设副市长7人，按照上述规定，副秘书长职数不能超过7人，但实有12人。
中部地区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地方干部的上升空间有限，市长助理、副秘书长等职位设置并没有太硬的规定，任命程序也相对灵活，往往就成为安排干部的一个重要渠道。
另外，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副职超编。“部办局一合并，原有的领导职位自然减少。为了安排以前的领导，副职也就会多出来。这是改革过渡期的必然结果，暂时也没有好办法。”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副职超编势必造成“九龙治水”的局面，每个人看似有责任，但往往相互扯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从而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行政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基层政府副职超编的现象是一种行政“帕金森定律”，根本在于我国官本位的文化以及用人缺乏硬性约束。
“副秘书长都有行政级别，一有了级别就能上不能下。加上副秘书长的任命程序简单，没有多少外界监督，自然就容易超编。”毛寿龙说。
林喆教授认为，对于屡禁不止的副职超编问题，应该加大曝光力度，“把超编的副职名单和具体分工列出来，让大家讨论是否有必要设这么多副职”。
然而，单纯曝光，似乎并不能刹住副职超编之风。有媒体工作者评论认为，副职超编问题早就为公众所诟病，曝光了无数次，整治了无数次，但因为体制症结没有解决，副职不设白不设，问题愈演愈烈。“如果既无力对官员进行问责，也无法以约束财政预算的方式进行干预，那公众只能是无奈的旁观者。”
对此，毛寿龙教授开出“三剂药方”：组织上，严格设置副职的职数标准，制定硬性指标；财政上，明确财政拨款额度，“增人不增钱”；程序上，任命副职应经过人大环节，“增加透明度，有人讨论，再滥设副职就会有顾忌”。
“哪个地方副职再超编，当地就应该有人为此负责。只有动真格的，才能刹住这种滥设副职的风气。”林喆教授说。（中国青年报）
地级市13名副秘书长背后的挂职乱象
“最牛公务员”吃空饷事件尚未淡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设18位副职，13位副秘书长的爆料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龙岩市干部配备膨胀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尽管吴科长解释说，6名挂职副秘书长的人事档案在原单位，工资和津贴由原单位支付。但是一个地级市真的需要这么多副秘书长吗？挂职干部虽不占政府职数，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但是相应级别的人财物配备与福利待遇必不可少。官员太多不仅造成机构膨胀、浪费公共资源、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容易造成官员职权交叉重叠、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降低政府工作效率。
如果地方擅自违规配备干部，上级整改起来或许不难，难的是挂职干部多由上级派出，美其名曰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实则积累政绩资本，安排相应职位。当地政府即使不欢迎这么多挂职干部，也没有胆量拒绝上头的“旨意”。
应该说，干部挂职，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在促进机关精简机构、交流人员、培养锻炼、招商引资、协调工作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照龙岩市拥有6名挂职副秘书长的现实。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干部挂职的利弊。挂职造成干部配备超标的情况并非一地独有的景观。由于干部挂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念歪挂职干部“好经”的地方不在少数。陕西神木县曾取消了67名干部挂职资格就是典型例子。据调查，这些挂职干部，有的兼职取酬为个人谋私利，有的赋闲在家吃空饷。无论是龙岩市拥有6名挂职副秘书长还是神木挂职干部吃空饷，都击中了干部挂职制度的软肋，完善干部挂职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挂职干部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之间衔接管理存在制度空档。对于派出单位而言，人不在原单位，对挂职干部的管理难免粗疏。对挂职干部的考核评价除了依据其本人鉴定以外，往往只能根据接收单位提供的只言片语评价来认定，或者说通过派出单位偶然跟踪考察与干部挂职结束时的实地考察意见来评价。对接收单位而言，接收挂职干部或许不是出于本意，挂职干部工作关系又保留在原单位，考虑到干部挂职时间不长，一般不愿给他们分配具体工作。只要挂职干部不给单位添乱就谢天谢地。挂职干部俨然成了“挂名”干部。
另外，有的地方派出挂职干部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由于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完善，给富余干部一个比较体面的出路而已。从这个角度讲，地级市出现6名挂职副秘书长并不难理解。
除了挂职干部人浮于事以外，由于挂职制度先天不足，挂职干部乱作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与“驻京办”类似，中央、省市干部到基层挂职，基层官员挂职中央与省市，基本上就是招商引资、要资金要政策的代名词。还有的挂职干部俨然成了官商不分的红顶商人，滋生了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曾直言：“一些挂职干部徒有挂职的空名，成了拉关系、跑项目的联络员。”这不仅歪曲了干部挂职的本意，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与权力腐败。
因此，透过龙岩市副秘书长“泛滥成灾”，挂职干部满天飞的现实，检视干部挂职制度的缺陷，规范干部配备，很有必要。一方面，要完善挂职干部制度设计，落实挂职干部管理的衔接问题。避免挂职干部过多，人浮于事，造成干部配备超标，增加纳税人负担。也要防止对挂职干部管理粗放、考核不严，挂职干部徒有虚名，赋闲吃空饷。另一方面，干部挂职制度的意义值得重新审视。干部挂职到底是为了培养能力，促进人员交流，交换思想；还是为了镀金增加资历、分流富余人员，争夺资金、项目、政策，需从制度与思想两个层面正本清源。
“设13位副秘书长””也是一种“吃空饷”
“吃空饷”，以前镜花水月，如今活灵活现：《新快报》消息，湖南永州普遍存在教师在编不在职，拿着财政薪水，却在从事第二职业，校长、教育局参与分肥的情况；《重庆商报》消息，福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一个秘书长手下有18位副职，其中副秘书长就有13位。可见，公权力的寻租行为从来花样层出，难能自生自灭。
如果说前者是明睁眼露的“吃空饷”，弄一出简陋的勾结闹剧，那么后者就是心照不宣的“吃空饷”，更隐蔽危害也更大。因为，所有的“吃空饷”，在滥设官位面前，都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是体制性吃空饷，是人事制度的不合理。
尽管官方回应，这13个副秘书长专职的只有7个，其余的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挂职的副秘书长。挂职？还是“另有任用”？其实，滥设副职的现象不仅在龙岩市，比如，河南新乡设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江西德兴设10个副市长；安徽宣城宣州区设10个副区长……一个“副”字，很难说得明白交易背后的那些好买卖。
就在前几天，权威部门公布数字，中国GDP全球第二了，但人们幸福感却不雄起？怎么会这样？GDP也好，财政收入也罢，都在“满城挖”的政绩工程中折腾掉了，都在“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花费中消磨掉了。如今，再加上“吃空饷”，真不晓得纳税人还有多少“负担”需要扛着。如果说，权力部门自我约束的缺失，造成对法律法规缺少应有的敬畏，才让众多侵蚀公共财政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趋之若鹜，并且愈演愈烈，那我们就应该从根源着手，首先把“吃空饷”给理顺了。
如此众多的“副秘书长”，其实是一种对付“标配”的怪胎。在个别行政不够级别的地方，不是随便当上个领导就能有秘书的，尤其官场，哪个层次有哪个层次的配置。而有些时候有些场合需要自抬身价，这时，“副秘书长”“副主任”等就相当于秘书，有位置，有名目，不张扬，不超标。
目的达到了，让人还挑不出刺儿来。但是在当前的制度下，很多用不着秘书，却按标准配了秘书，缺不了秘书的，却按标准用不得秘书。当然，官位多、副职多并非一种原因造成，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制度上来寻求答案，除了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现行行政体制下，权力过于集中。
一旦权力集中，那么人事任免、财政收支就成了某些既得利益者手中的面团团了，教师不上班可以照拿工资，政策不允许可以换个名目……总之，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某些地方，“红头文件”比法律还要好使：权力能够将制度变通，而不是制度可以将权力框定；只要权力不存在有效约束，不论制度规定是多么具体和严密，它都有被操控继而变通的可能，这也是我们常常提起的“权大于法、利大于理”。
多年来，“体制性吃空饷”一直在媒体批评之下，仍能顽固地生存，它的生存土壤到底在哪？我们应该看到，在这看似偶然的背后掩藏着的必然，尽管我们不能否定当地有关部门行使职权的能力，但是相比较吃空饷给财政、给公众带来的影响而言，公权力的自我销蚀更让人感觉痛心，毕竟，不论是地方财政还是国家财政，其来源都是纳税人的口袋，如何使用这些钱，显然不该是某单位、某个人就可以做主的。（沈阳日报/孙连宇）
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