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区民主政权建设述略
苏中区民主政权建设述略
张 云
张 云
1941年春,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后,苏中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立即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按照刘少奇、陈毅的有关指示精神,苏中区委书记刘炎与副书记陈丕显他们首先着手对各级党政组织进行整改。在通如海启⑴地区撤销南通中心县委,成立苏中四地委、四专署、四分区;在靖泰泰如⑵地区,撤销泰兴中心县委,成立苏中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再在江高宝⑶地区及兴东泰⑷地区分别成立苏中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和苏中二地委、二专署、二分区。这就在苏中区的范围内划成4个小行政区,加之“联抗”地区,“更有利于我在日伪扫荡、清剿、分割的复杂形势下,坚持原地斗争。”⑸
接着,刘炎、陈丕显他们又对各县级以上政权加于改造。苏中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约请了社会名流,如海安的韩国钧、黄桥的朱履先、泰兴的刘伯厚、南通的季方等先生,召开临时参政会。整个苏中根据地有半数以上的县以及30个左右的区也成立了参政会,有的县、区政权多次召开政务扩大会议,吸收更多的各阶层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讨论政权建设。一些原来国民党政权中的留用人员,有的经过斗争锻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的在日伪军的“扫荡”、“清剿”中自然淘汰。有些区级政权,经过一番改造,也成了抗日民主政权。至1942年春,苏中地区的政权建设,已有相当规模,下辖4个行政专署及10多个县。根据工作需要,在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内,设立了秘书、民政、总务、税收、粮食、财经、审计、公安(保安)、司法、文教、交通等办事机构。各机构的工作人员,虽然缺乏经验,但做事认真负责,搞得朝气蓬勃,不像旧政权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拖拉敷衍,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戴。饱经战祸的苏中人民感到,自己的头顶上出现了一块晴朗的天空。
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初步实行了“三三制”的规定,即在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使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各阶级的人,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刘少奇在阜宁单家港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还赞扬了苏中的政权建设,说他们“一直是全华中地区的模范”,号召各战略区向苏中学习。⑹
但是,苏中根据地创建的时间不长,加之日伪军不断清剿、扫荡、清乡和伪化、蚕食,再加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干扰,给新生的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制造种种障碍,使它难以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当时,县级以上的政权工作搞得较好,区、乡、保等基层政权却没有什么变动。特别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员良莠不齐,有些人搞宗派,有劣迹,因而引起群众不满,削弱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同时也还有许多进步人士没有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结果造成了领导机关往往由共产党包办,而基层乡、保政权仍然为旧势力把持那种不正常的局面。
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
刘炎、陈丕显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陈丕显从中央苏区的星火燎原,到赣粤边3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坚持,到东进北上的敌后斗争,再到苏中根据地的领导岗位,他愈来愈感到建设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三年游击战争时,由于敌人残酷围剿,主力红军北上后,大块苏区仅剩下分散的党的秘密组织或游击武装,保留了一些团组织、妇女组织,基本上没有革命政权组织。白色恐怖一来,红色的苏区仍旧变成白区,革命斗争的烈火,剩下了燃不起来的火星。到江北后,以惠浴宇为县长的江都抗日民主政权很有典型意义,它是苏北、苏中根据地的第一枚火种,第一面旗帜。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为了更好地执行“联李、孤韩、击敌”的策略方针,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我军东进的条件,因此不得不暂时保留农村的保甲制度,也未撤换旧的乡保甲长,仅加强了党对区政权的控制和掌握。这种状况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因此,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清乡”,在敌后广袤的平原水网地区,怎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怎样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摆在陈丕显和苏中区委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复杂而难于驾驭的新事物。
1942年秋冬之交,苏中区委书记刘炎因病休养,由粟裕兼任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继续担任副书记,领导区委的实际工作,特别是领导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粟裕对此也非常重视,是年冬至后的一天,他相约陈丕显在如皋(今如东)县南坎镇作了一次长谈。据陈丕显回忆,这次谈话主要讨论了民主政权的建设问题。根据情报,驻南京侵华日军司令部对南部襄吉旅团和李(长江)杨(仲华)伪军在苏北的“扫荡”、清剿连遭失败大为恼火,拟调三个师团日军和参加过苏南“清乡”的皇协军加强苏北,替换南部旅团,汪伪政权还指令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来苏北坐镇,就地指挥。
面对空前严重的局势,改造、巩固和发展地方政权,迅速在根据地范围内全面实行“三三制”政策和“新乡制”,是能否击退敌人军事进攻,渡过难关的极其重要的环节。无论从眼前利益或长远打算,都是当前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粟裕吩咐陈丕显,要他与管文蔚、宋日昌等同志商量研究,先在二分区搞个试点,摸索出经验来,再在全苏中大力推广普及。临走时,粟裕语重心长地关照陈丕显:“将政治民主交到群众手里,让人民自己来推选有威信的领导人,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呀,得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来做这项工作!”⑺
这是粟(裕)、陈(丕显)联手后第一次就苏中区全局性工作交换意见,形成了共识。1943年春,陈丕显以区党委名义,向全区发出了《关于改造基层政权机构,加强民主政权的决定》。接着,苏中行署也及时公布了《苏中区乡镇政府暂时选举法》、《苏中区乡镇政府组织法》等几个法令,具体规定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或者成立正规民主的新乡制,或者成立临时乡政府,或由县区聘定,或者委任,使根据地群众有法可依。“于是,史无前例的民众参政运动,在苏中轰轰烈烈地展开,而且是在斗争最艰难困苦的1943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热潮。统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顽固势力,终于在千百万民众参加的民主运动中,动摇了,崩溃了。”⑻
由于苏中区在此之前已经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各种群众抗敌组织大都经过了斗争的锻炼,群众生活有了改善,也产生了管理政权的民主要求;因此,民众参政的意识较高,用民主的方式进行乡选,阻力不大,发展也比较顺利。
苏中乡选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使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具体内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如何运用其政治权利,以及乡政府组织法和选举法等,力求家喻户晓。
第二阶段是组织工作,首先成立区的选举委员会,作为乡选领导机关,随即成立乡选委员会及选举事务所,负责具体工作。这工作很繁杂,包括登记选民,发表选民榜和公民证、划选区编公民组、组织公民选举、组织乡政扩大会、群众大会、选委会、预选会、决选会等等。其中发表选民榜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用红、 黄、白三种颜色的纸公布,享有公民权的人名字写在大红纸上,年龄在18岁以下的写在黄色纸上,少数没有公民权的人名才出现在白纸上。当地群众都把看榜当作十分庄重的事,许多村镇都兴高采烈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有的年轻人,因为岁数不足而名列黄榜,显得十分懊丧。许多妇女因有了公民权,姓名被列入红榜而觉得无比荣耀。千百年来妇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如今男女平权,她们也成了根据地的主人,怎能不欢欣雀跃呢!
第三阶段是竞选、预选与决选。竞选是决选的序幕,是乡选中竞争最激烈、活动最紧张的阶段,是民主运动的高潮。区委主张无论那个爱国的阶级、阶层或党派,只要不是特务、汉奸,都欢迎参加,允许人民公开自由地发表政见,投入竞选活动。预选大会就是选区公民大会。会上,候选人发表演讲;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或对乡政大计作出各类提案。决选,则是乡选的正式选举,选出乡政府委员并从中产生乡长。选举方法,在苏中根据地各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一般根据群众的文化程度而定。少数文化较普及的地区有采用票选法的,而大部分地区则采取举手表决、捻筹子(用竹片做成筹子,写上候选人姓名, 放在候选人后面,供选民去捻)、烫香洞(选民用点燃的香,在候选人名单上烫一个洞表示投一票),或在各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空碗,让选民向后选人碗中投豆粒的方法进行。烧香洞和投信任豆,是根据地选民的创造。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都表现出 高涨的政治热情。
就这样,多少祖祖辈辈的泥腿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天翻身做了主人,行使民主权利,投了神圣的一票。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但泥腿子居然由自己作主来挑选自己的乡长,这可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大事呀。江都县纪北区黄思乡在选民中,把一个童养媳出身的乡妇抗会长虞兰英选为乡长,这是江都县第一个女乡长。这位能够联系群众,吃苦耐劳,工作大胆泼辣的女同志,深得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拥戴。她在黄思乡当权后,果然不负众望,做出了很好的政绩。兴化县屯军乡的民选乡长也是一位妇女,叫殷巧珍。她也干得十分出色。他(她)们都是根据政府公布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规定,被群众推上领导岗位的。对于被选的妇女来说,她们出任乡长更意味着打破了封建专制,改变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当地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广大农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
民选工作从一个乡试点开始,发展到1944年以后1000多个乡全面开展。这过程充分展示出苏中根据地近1000万人口汇集成的民众参政运动壮丽的画卷,加速了基层旧政权的彻底改造和民主化进程。⑼
1944年的初夏,苏中区委和苏中行署又在二分区的东台(东台、泰东两县于1942年底合并)县和唐洋区分别进行了县、区政权民选试点工作。东台县经过上一年的民主建设,全县80个乡镇中已有38个实行了新乡制;唐洋区所辖的11个乡,也有7个经过了民主改造。唐洋区参加民主区选的100多名各界代表开了6天会,选出了苏中根据地第一个民选区长何患同志。
不久,选举苏中第一个民选县长的东台县召开临时参议会,他们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各抗日团体为单位选出农抗会、工抗会、渔抗会、灶抗会代表41人;青抗会、妇抗会、医抗会、僧抗会、自由职业代表37人;士绅及公司代表36人,以及其他代表共计145人。前县长董希白率县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向苏中二专署提出辞职书,获准后,由全县39名候选人先后发表竞选新县长的演说。结果,作为县参议员的董希白仍参加竞选,以134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东台县55万人民的民选县长,同时选出县政府委员14人。整个选举过程,充分发扬民主,气氛异异常热烈。
苏中根据地采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和组成各级抗日阶级、阶层联合的新型民主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抗战力量,“这也可说是新中国民主政府的雏型,为行将诞生的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打下了一块小小的基石。”⑽
苏中区的民众参政运动获得广泛的声誉。1942年冬,著名爱国文化人、“七君子” 之一的邹韬奋前来考察。在短暂的逗留期间,陈丕显和粟裕、管文蔚等与邹韬奋先生交谈过好多次,他对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十分赞赏,还要求看一看根据地的民兵、妇抗会、儿童团、学校,深入了解基层的民主政治实施情况。对此,陈丕显有如下一段回忆:
于是,我陪他(指邹韬奋)去三仓河东部垦区,进行实地采访体察。一路上,韬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沦陷区、国统区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的情况,以及他前几年 赴欧洲、美国、苏联考察的观感。韬奋先生很健谈,而且谈得很生动。我见他身体很虚弱,旅途又很辛苦,特地关照许墩乡乡长崔宗宽买两片猪肝,给韬奋先生增加点营养。那时猪肝可算是最珍贵的补品了。
恰巧,东台县许墩乡正进行民主乡选工作,我和管文蔚同志便陪韬奋先生前往,并在墩塘庄召开有千余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到会群众格外兴奋,韬奋先生颇受感动。我记得,那时他耳朵里常流脓血,开会前还感到疼痛难忍。但他坚持出席会议,同到会的干部、战士、农民群众见面,而且强忍疼痛,作了精彩的演讲,并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他畅谈大后方民众致力于抗战救亡和民主运动的事迹,抨击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激情似火,妙语如珠,引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最后,他热情勉励苏中军民建设好根据地,并带头振臂高呼“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会议结束,韬奋先生累得几乎瘫倒,但情绪却很好。稍稍休息了几天,他又到许墩乡参加了几次干部、群众、中小地主座谈会。他无比感慨地说:“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还说,自己过去从事的民主运动,与此相比只是隔靴搔痒,如今在抗日根据地才亲眼见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韬奋先生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⑾
离开三仓河以后,邹韬奋由刘季平陪同,继续参观考察。事后,刘季平告诉陈丕显:邹韬奋对苏中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教育事业、民主政治赞叹不已,还郑重地提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丕显听了十分高兴,立即电告华中局,转达邹韬奋先生的心愿。
1944年7月,这位不屈的民主战士、伟大的文化先驱,不幸病逝。根据他生前的意愿,中共中央及时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对他们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邹韬奋的“赞叹不已”,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苏中区民主政权建设的特殊的历史性定位。
(作者简介:张云,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⑴即南通、如东、海门、启东等4县。
⑵即靖江、泰兴、泰县、如皋等4县。
⑶即江都、高邮、宝应等3县。
⑷即兴化、东台、泰东等3县。
⑸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⑹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⑺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6页。
⑻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⑼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⑽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⑾自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⑴即南通、如东、海门、启东等4县。
⑵即靖江、泰兴、泰县、如皋等4县。
⑶即江都、高邮、宝应等3县。
⑷即兴化、东台、泰东等3县。
⑸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⑹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⑺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6页。
⑻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⑼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⑽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⑾自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