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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腐败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治理腐败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 王若君
 
 
  现阶段我国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人性中贪欲膨胀、道德及信仰危机等等,都是腐败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土壤,有效治理腐败,必须从铲除这些土壤入手。

  一、完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是治理腐败的关键所在。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属于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内容,在社会土壤结构中它属于固体物质。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中应包括法律、纪律对公权力腐败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和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中是否存在对公权力腐败的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及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是决定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之一。因为对公权力腐败的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它解决了公权力的执掌者出于对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所产生的震摄而“不敢腐”的问题;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则解决了公权力的执掌者面对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制约监督规范而“无法腐”的问题。

  二、遏制贪欲膨胀是治理腐败的首要问题。贪欲是万恶之源,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腐败亦由贪欲而起,因此根治腐败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遏制膨胀的贪欲。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再加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人们的各种欲念普遍处于抑制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摒弃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取消了“大锅饭”,又由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社会财富增多,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观念的引导下,被抑制的欲念逐渐复苏,最终汇成今天的“物欲横流”。在物欲横流的大潮冲击下,执掌公权力的官员们的欲念也迅速膨胀起来,而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又为其膨胀的欲念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当他们手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时,当惩治腐败的刑罚不足以构成震慑时,再加上道德失范、信仰迷失,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腐败也由此而生。如果说良善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能使官员们“不敢腐”和“无法腐”的话,那么对欲念保持着健康的心理,即有欲不纵、知足常乐、所取有道则可使官员们“不想腐”。这样我们的社会土壤便缺少有利于腐败生长的又一物质——膨胀的贪欲,根治腐败又增加了一种希望与可能。所以根治腐败必须彻底铲除产生腐败的社会土壤中的贪欲膨胀这一液体物质。

  三、消除信仰、道德危机是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信仰危机主要是指一个政党、一个人对原来所信奉的主义、学说产生怀疑、迷惘以至于丧失。一个政党、一个人如丧失信仰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而随波逐流,面对金钱、美色、名誉、地位的诱惑就会无所适从进而成为其俘虏。道德危机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道德不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为数不少的人所尊崇、敬畏并不受其约束。道德危机使社会缺失正确的廉耻观、是非观,也使人们在行为时失去了来自道德方面的自律和评判。

  信仰和道德危机与腐败产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它是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中的气体物质。明代皇帝朱元璋惩治贪官的刑罚苛竣,杀戮贪官毫不手软数量极众,为防止贪腐也有一些制度设置,但贪官却杀不绝,惩治腐败效果甚微。除了对权力没有行之有效的制约监督制度及贪欲膨胀外,另一原因就是信仰和道德方面出了问题。由此可见,根治腐败与树立崇高的政治信仰和树立并遵守高尚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官员们面对苛竣的刑罚会“不敢腐”、面对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无法腐”、胸中无贪念“不想腐”后,在信仰支持和道德自律下官员们还真“不会腐”。

  惩治腐败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所以,它要求对腐败的治理是标本兼治而不是只抓个案惩贪官;它要求全社会参与而不是纪检、监察、反贪局及预防腐败局几个专门机构的事情;它需要刚性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设置也离不开柔性的健康的社会心理、崇高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惩治腐败的最理想的效果是通过治理使腐败失去其生长的社会土壤。所以惩治腐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必须在全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全体党员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对全民加强道德教育继承传统道德中的优秀部分并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共产主义道德;必须加强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教育,使人们面对金钱、美色、名誉及地位具备健康的社会心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土壤才不会存在腐败生长的各种必需物质,我们生活的社会土壤才是一片净土。
 来源:国家预防腐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