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交易输家永远是受贿的官员
权钱交易输家永远是受贿的官员
当下中国的反腐败，已经成为多年来“依然严峻”、“依然繁重”的任务。研究高官腐败问题，是党和政权建设中最为沉重的课题之一。
市场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同时，为防止权力与钱财进行等价交换，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而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基本上是人为的过程，而非自发的过程。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远大于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权力的含金量，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标本兼治中，注重查处腐败的个案，注重拍打腐败的苍蝇了，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加快制度体制机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也即忽视了对每日每时不断滋生苍蝇的“粪坑”的填埋。于是，卷入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重要岗位的官员也越来越多……面对腐败高官的中箭落马或命丧黄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
我以为，首先，权钱交易不是一种等价交换。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器，而非私产。拿公家的而不属于自已的东西，去与别人进行私人的交换，如同给人放牛的娃娃，把别人的牛拿去卖了。这种买卖肯定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削价贱卖！
其次，权钱交易不是一种正常交易。权与钱的交易，既不敢进入公开的市场，也不敢让公众参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提心吊胆地办，一对一地搞，是最典型的黑市交易、地下交易、违法犯罪交易。
第三，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平等交易。交易之初，不法分子用他包里的钱，来买你手中的权时，他是“孙子”，你是“大爷”！成交后，不需很长时间，你便成了“孙子”，他便成了“大爷”。不法分子由此总结出：“先用我包里的钱，来买你手中的权；再用你手中的权，帮我赚更多的钱！”这就是不法分子“暂当孙子无妨，后做大爷应当”的只赚不赔的好生意。
第四，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合法交易。交易双方都心知肚明，这种交易既违纪违规又违法犯罪。为何交易双方都清楚违法犯罪却仍然要干？这或许只能从权力制衡、利益驱动和官员角色的“经济人”特征去解释，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所说：“政治家和官僚都是有着个人利益的正常人，他们既不代表社会利益，也不是社会利益外别无他求的。他们是‘经济人’而不是‘道德人’”。
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一批人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一些人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有些人就挺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有的人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个别人就不怕上断头台。
第五，权钱交易不是一种稳固交易。查处高官腐败案件的实践证明，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些既非因生命，更非因信仰，而只是因身外之物的经济利益而暂时结盟的铁哥们朋友，尽管有所谓的山盟海誓，尽管有所谓的攻守同盟，尽管有所谓的绝不招供！可是，一旦在他的身内之物（身体、生命）受到威胁时，弃钱物财产、叛哥们朋友，肯定成为他们必然首选！那些信誓旦旦的腐败官员，所要争当的，不过是谁能成为最先的背叛者！黑龙江卖官窝案，就是在“你招我供、我埋你怨”中，牵出省部级官员6人，如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拖出厅局级干部30余人及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等九市不同级别官员百余人。
第六，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安全交易。权钱交易既非等价、又非正常、还非平等、实非合法、也非稳固，当然更非安全了。因此，这种交易的规则，就已经注定了：输家永远是受贿的官员！如同赌场中的赢家，注定是输赢均要抽头的庄家！如经营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覃辉，通过向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行贿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就换得了6.5亿元巨额贷款，致使有3亿多元转成不良；覃辉通过向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行贿上千万元，从首都机场曲线拆借6.3亿元，至 2009年初尚欠2.06亿元。于是，张恩照判刑15年，李培英已被处死，而交易的另一方，覃辉竟毫发未损，并从此遁迹。
从事纪检工作30多年，对于查处腐败案件，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查不破的案件，只有下不了的决心。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转换”中，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了，来自外在各方面的诱惑和欲望，远远超过了人性本身所具有的自制力。在这个外欲大于内制的特定时期，缺少制约制衡的权力，无疑成为一些类似胡长清之流的人，走向深渊甚至断头台的放大器或加速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长清们之死，既是其个人素质的悲剧，也折射出我们权力结构不科学合理的弊端。
实践证明，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胡锦涛总书记指出：“2004年年初和2005年年初，我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五次全会上都讲过，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实践，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制度不完善”，特别是权力结构的不完善。
在反腐败与腐败的两种力量较量中，速度是关键。要遏制腐败，不仅要通过严肃查处，加大腐败的成本，提高其死亡率；而且要以治本为主，减少其出生率。在力度不变的情况下，腐败的出生率下降，其死亡率必然上升。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已经时不我待。来源：国家预防腐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