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72年的一天，朱德和朱和平谈话时说道：“你应该多交一些有上进心、忠诚、正直的朋友，在学习上互相交流，在政治上互相帮助。不要找酒肉朋友，那样的朋友是靠不住的。”图为朱德、康克清在北京万寿路。

    关于朱德，我们了解最多的当属“南昌起义”、“朱毛红军”、“朱德的扁担”，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军人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生活中的他又是怎样一个人？朱和平的《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一书，讲述了“朱家发生的故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感受朱德的平台。

    之所以说近距离感受是有道理的，对此序言作了说明。作为朱德的嫡孙，朱和平出生八个月就被抱到爷爷奶奶身边，一起生活几十年，直到两位老人去世。正是有了这层至亲关系，使本书写作颇为真实可信、鲜活生动。

    对于爷爷朱德的记忆，是贯穿作者成长、学习、工作全程的。“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带着爷爷奶奶的期望”章节中的一个个故事，表现了朱德在对后代教育上，不仅注重基础知识，更注重人格的培养；“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事”，再现了朱德伟大革命斗争生涯；在“史无前例”的那个年代，作者“和爷爷奶奶同历劫难”，“感受爷爷奶奶的悲喜与忧虑”。书中无数的“零零碎碎的回忆”，反映出朱德高尚人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凝聚力向心力，最终汇成一条主线，就是朱家世代传承的家风：立德树人、勤俭持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信仰与利益的关系

    说到信仰，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精神追求。朱德的信仰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通过日常的点点滴滴体现出来的，并贯穿生命的始终。书中所述，朱德在滇军任职时，已是中将军衔，月薪2000银元，这在当时不啻一个天文数字。一边是个人的功名利禄，一边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他义无反顾地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从1922年起，党就成为朱德的全部生命。在长达5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朱德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到红军长征途中忍辱负重、坚决同张国焘的分裂作斗争；从提出“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经验”，到政治学习终身不辍，朱德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追求。1976年朱德去世时，最后对家里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做无产阶级”，可以说，“要做无产阶级”这六个字影响了他的一生。

    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利益追求。“粗茶淡饭，够吃就行；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这句话是他的真实写照，也印证了勤俭持家的家风的真义。从加入共产党起，他就自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在家里就建立了账本，每一分钱，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书中提到，朱德作为开国元帅，应该领取元帅工资，但他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工资是649.6元，就主动提出降薪，不领取元帅的工资，也拿649.6元。为减轻国家负担，他又连续三次主动降薪：1957年降为579.5元，1959年降到460元，1960年以后降到404.8元。为人民谋利益，放弃个人私利，这是朱德作为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作出的利益选择。这一利益追求是与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亲情与纪律的关系

    朱德是个重情的人，尤其是个大孝子，但在国与家之间、义与情之间、忠与孝之间，他选择的是为国尽忠。正如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他写道：“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朱德把对亲朋的感情转化为一封封家书，将对亲人的思念与一心为国的民族大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与其好友戴与龄的信中，希望好友借贷二百元寄与自己两位母亲家，因为“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身为八路军总司令，如此两袖清风，连救助老母也是有心无力。在与前任伴侣陈玉珍的通信中，多次提及母亲的情况，又因自己无力顾及小家，而请陈玉珍体谅。“我也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我虽老已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看似绝情的话，映射的是舍小家为大家，救国救民的理想。在信中还提到，希望将朱琦等几个后辈尽早送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在我们国家有难民族危亡的最关键时刻，共产党带头把亲人送上战场，这就是“决不要误此光阴”的政治含义。延伸到作者这一代人，朱德所要求的依然是同一个主题：“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的接班人。”

    在对待原则问题上，他时刻以纪律约束自己和家人。为此，他制定了“不准搭公家的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的“三不准”家规。朱德常把自己放在与群众平等的位置思考问题。作者在上小学时，由于路程较远，上下学租了一辆三轮车接送。朱德认为这是在搞特殊化，取消了三轮车，让作者和其他同学一样，坐公交车或步行上下学。严是爱，宽是害，这是朱德教育后辈的理念，也是他的律己方针。作者长大参军后，所在部队领导想来看望朱德，他表示欢迎，但对部队送来的土特产品，坚持照单付款。对于作者在部队的生活，朱德要求部队领导“严格管理，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孙子就放松对他的要求，那不利于他的成长！”

    细节中见品格。在小事上的自律，体现的是他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作为衡量行动的标尺。守纪律讲规矩已经成为朱德的自觉养成和政治习惯，并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传递给子孙后辈。

    荣与辱的关系

    朱德高尚的品德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如何正确看待荣与辱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朱德坚守信念，坚持原则；但在关乎个人的名利问题上，他则淡泊处之，从不斤斤计较。

    长期以来，在学界早已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于红军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由毛泽东发明创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专家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作者也查阅多方第一手资料，重点列举了杨丰的《朱德滇南剿匪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十六字诀”的源头，来自于青年朱德担任滇军营长和团副时在云南的剿匪实践。朱德回避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既出于对史实的尊重，又不想伤害他的战友（毛泽东）的感情。在他看来，“只要是对中国革命有益，谁提出来的都是一样！”

    在“文革”中，面对特殊年代加诸己身的不公平，朱德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当“井冈山会师”被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会师，朱德只是不屑：“历史是改变不了的！”当“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他又诙谐道：“先借给他用一下，反正是要还回来的。”面对困境，朱德以高尚的情操，大海的胸怀，影响和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在讲述一个个故事的后面，本书力图表达出朱德关于“立德树人、勤俭持家”的家教思想，要求后辈们做“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体现出来，并贯穿生命的始终。

    因此，“永久的记忆”最终不是简单的关于作者与祖辈一起生活的叙事，而是通过对过往的回忆，思索当下和将来的事情。全书自始至终未提“家风”二字，但在阅读过程中，家风又无处不在。我们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家风，并将之传递下去，这是本书提出的一个历史思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影响民风社风，夯实社会道德大厦离不开优良的家风建设。在大力提倡优良家风的今天，推出《永久的记忆》一书，可以为全体党员干部提供借鉴。我想，作者本意也正是如此吧。（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