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中纪委机关报批……”等字眼一直见诸各大媒体，今天小编就为您盘点一下中纪委机关报都批了哪些人、哪些事。

一、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成为部分人“送礼神器”

如今，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呈现出花样翻新的势头，不仅披上了“隐身衣”、涂上了“保护色”，更搭上了电子科技的顺风车，玩起了“七十二变”，一些人干起了“无痕”送礼，更具隐蔽性，更难察觉。

随着网络礼品礼金市场的异军突起，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电子礼品卡、充值点券等隐蔽性极强的送礼方式成为一部分人的“送礼神器”。据某销售电子礼品册的网站经理介绍，他们共有88元到4999元不等的电子礼品册，每本册子里附带账号和密码,收到礼品册后只需要到网站上兑换相应的产品，便可在家坐等快递。如果不想要礼品，也可以和商家协商兑换现金。如今，这样的生意似乎越做越好。

——2015年8月12日《小心红包“七十二变”》

二、有纪检发现干部小问题等“养大”再办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有的党组织和单位领导，要么注重干部能否干得了事，对干部身上的小错、违规逾矩的小事，认为无伤大雅；要么认为管人、处理人是得罪人，发现干部有问题只想着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认为这是爱护干部，殊不知，这样其实是开启了阻止干部出问题的闸门，敞开了干部滑向腐败的通道。有的纪检监察机关认为办大案才是政绩，发现了干部的小问题，如果够不上严重违纪违法，就先放着，等一等，看一看，“养大了”再办，以至于小变中、中变大、单变双，使本来并不多么严重的个人问题最后演变成为害一方的大问题。

此类做法，和抓早抓小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干部在被查处之前，有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机会干违规违纪的事，以至于难以自拔。而一旦“出事”，那一定是悲剧性的，往往会被送上法庭、受到刑罚。很显然，因为没有做到抓早抓小，最终给党的形象带来损害，使一个单位或地方的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使相关的事业受到干扰和损失，这个后果应该说是很严重的！

——2015年8月11日《抓早抓小是对干部对事业负责》

三、对抗组织审查花样多：有人被查前模拟纪委问话

“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越来越频繁。”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2015年8月8日《对抗组织审查，花样都有啥？》

四、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违纪发福利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月至6月，全国共有11350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因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达2446人，查处的人数在所有违纪类型中位列第一。

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公开通报的案件来看，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套上了新“马甲”和“隐身衣”：既有所谓奖金、慰问金、加班补助费、劳务费、劳保费、交通费、修车费，又有所谓误餐费、购书费、洗衣费、服装费、伙食补贴、年终奖等等，发放的理由与名目林林总总，花样百出。为了给违规发放津贴或福利穿上美丽的“嫁衣”，一些部门真是煞费苦心。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严重的事总以轻微的事为开端，忽视小缺点终会酿成大祸端。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看似小问题，却极易产生浪费公帑、寻租分肥、侵吞国家资产等不法行为，成为贪腐发酵的温床。

——2015年8月5日《莫让福利变“腐利”》

五、某些官员热衷迷信活动，依靠大师结成腐败圈子

官员因腐败落马后被曝出迷信情节的，已不少见。比如经常请“大师”来替自己测算“前途”的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不信马列信鬼神”的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更有甚者，还有地方领导班子集体参与迷信活动，请出“风水先生”出谋划策，试图借改善“风水”而助官运亨通。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不在勤政为民上下工夫，却在求神弄鬼上动真格，甚至“因腐败而迷信，又因迷信而愈加腐败”，这一病象无疑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更需要认真医治。

封建迷信之所以对某些官员存在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给官员们制造了“不依靠廉洁奉公就能步步高升，吃拿卡要也不怕法律严惩”的幻觉假象。在他们看来，通过所谓的“大师”点拨，就能够找到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甚至成为某些腐败分子眼中的笑话。更有甚者，依靠某些个大师结成了一群结党营私、彼此庇护提携的迷信腐败圈子。因而一些不入流的所谓“大师”得以长期招摇撞骗，成为贪腐分子的座上宾。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大师、靠山石们并没有让刘志军、韩桂芝之流逃脱法律的制裁。

回顾历史，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将成功寄托于封建迷信之流无不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贪官们希望通过封建迷信来保佑自己既升官发财又平安无事，显然是痴心妄想、自毁前程。

——2015年7月25日《用封建迷信壮胆只能是自欺欺人》、5月29日《贪官缘何迷信》

六、有贪官教儿子“要学会走捷径”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清正的家风是许多历史名臣的共同选择。而令人痛心的是，历史与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政治文化传统，却被一些领导干部抛诸脑后。有的贪腐官员教导儿子，“凡事要学会走捷径”；有的一家兄弟子侄横跨商政领域，纵贯朝堂与家乡，一人得道、众人升天。这种“视党纪国法为无物”的“勇气”与“如履薄冰、严加管束身边人”的戒惧相比，对自身、对家族、对百姓、对国家带来的后果，何止是有天壤之别？

——2015年7月18日《好家风应成为从政“基因”》

七、有干部利用掌握国有资源围猎领导

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专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再次印证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十分艰巨。巡视发现，有的企业党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态度不坚决、执行不到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用人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党管干部”变成“一把手” 管干部，搞“一言堂”、“家天下”。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有的仍然顶风违纪，花巨资购买豪华度假村，携妻带子公款打高尔夫球；教育实践活动刚刚告一段落，就接着公款吃喝送礼。权力寻租、以权谋私问题严重，亲属子女围着企业转，靠山吃山、损公肥私；以改革为名，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贱卖贵买、予取予求，侵吞国有资产如探囊取物。更为严重的是，利用掌握的国有资源，搞团团伙伙、利益输送，围猎领导干部。

国有企业出现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党组织主体责任缺失，管党治党不力，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管理的是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面，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2015年7月13日《全面从严治党 国企尤为紧迫》

八、有干部冒领私分用来救命的扶贫资金

扶贫、救灾救济资金，是国家为推动贫困和受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划拨的“专款”。然而，在这些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个别党员干部却动起了歪脑筋，资金被骗取、挪用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严重阻碍了扶贫、救灾救济工作，而且严重伤害了贫困和受灾地区群众的感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扶贫资金本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但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却成了‘唐僧肉’，不断被瓜分蚕食，且花样不断翻新。”江西省上栗县纪检监察干部李波介绍瓜分蚕食方式：“有的是空头冒领，多申请的资金，个别党员干部充数冒领；有的是重复报账，突出体现在基层向财政部门争取救灾救济资金后，又向上一级政府申请，重复领取的资金被部分党员干部私分。”正如贵州省今年初披露的，该省对20个县3年的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后，发现各县居然全部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和监管弱化等问题，违规违纪使用扶贫资金达7.6亿元。

——2015年7月2日《扶贫救济，保命钱岂可“他用”》

九、少数市县纪检监察干部甘当腐败分子“保护伞”

一些纪检监察干部受地域人情的困扰，认为“得罪人”的事情少做，在执纪监督过程中，碍于情面，面对问题不愿动真碰硬，心中产生“纪检监察工作不可不认真，也不可太认真”的想法。在这种“不敢”的思想作祟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有案不查的现象。四川省宜宾县某乡镇纪委怕影响与村干部的关系，担心年终考核受影响，全年没有查办一起案件。县纪委对其约谈时，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乡挖地三尺也发现不了问题。”结果县纪委用半年时间，便在该乡查办了3 起村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

更有甚者充当了违纪人员的“保护伞”，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政治上不坚定，出现了以案谋私、执纪违纪问题，为调查对象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充当腐败分子的“保护伞”，或者要挟调查对象、索取财物等。

——2015年6月3日《素质和能力有何不足？》

十、畸形政商关系的形成，商人和干部都脱不了干系

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特色，也是最本质特征。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不理政府不理党”的想法是幼稚的，行动上更是行不通的。

不理党和政府是个伪命题，但如何理却是一个现实课题。一些商人盯准了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不走市场路线走权力路线。或虚情假意施以小恩小惠，或投其所好称兄道弟，或处心积虑进行“围猎”，一些经不住诱惑、定力不强的干部就这样被拉下马，官商之间“勾肩搭背”、“互通有无”，结成了“权钱交易链”、“利益共同体”，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而且败坏了党风政风。

当然，畸形政商关系的形成，少数领导干部也脱不了干系。由于办一个企业要盖很多章，一些握有权力的干部“不给好处不给盖章”，于是乎，一个普通办事员能左右项目的落地，一个处长的权力能大到决定一个企业的死活。如此一来，商人“不理党和政府”就活不下去，碰到这种人，恐怕不理也得理。就在当下，还有地方干部不敢公款大吃大喝，就拉上当地商人作陪，名为作陪，实为埋单。

——2015年5月16日《良性政商关系：有交集而无交易》

整理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