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任性权力侵蚀司法公正

在中央不断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辽宁省海城市仍旧规模化地应用着这样一种拆迁模式：以社区、街道或管理区的名义，起诉被拆迁人排除妨害，然后法院下先予执行裁定书，政府随之组织强拆。

这种“政府法院合作拆迁模式”成形于吉林“首虎”谷春立主政鞍山时期，并得到鞍山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宋景春的支持推广。如今，两名始作俑者均已被免职并接受组织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专门下发规定，强调诉讼案件原则上不准许先予执行的精神，尤其是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得受理。令人错愕的是，近五年发生在辽宁海城的强拆，成功摆脱了最高法的法治之令，极具生命力地延续下来。

在此事件中，有两处细节值得深思。一处是宋景春在去年鞍山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说：“海城法院在解决困扰城市发展的土地瓶颈问题时，用足用好法律，为政府土地整理提供司法保障，保证了数十个重大项目顺利开工、建成达产。”人们不禁要问，海城法院的职责里包括解决城市土地问题吗？何谓用足用好法律？海城司法为土地整理、项目开工提供保障的同时，是否也为普通市民的正当利益提供了保障？

另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法院裁定后政府强拆了当事人房屋之后，之前提起的排除妨害民事诉讼不再进行判决”。没有判决，意味着无法上诉要求权利救济，还意味着司法程序就此终止。由此可以推出，在海城强拆模式下，诉讼仅仅是为了达到拆迁的目的而并不追求司法结论，同时在程序上也不给被强拆者上诉的途径。换言之，此时此地的辽宁海城，至少在拆迁这件事上，司法俨然成为了将滥权合法化的工具，并且丧失了社会救济的公共属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掌握权力者如果处心积虑“用足用好法律”为权力任性开道，将法条往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解释，相对弱势的民众就难以发声，司法公正也会受到侵蚀甚至功能失调。同时，不能静态地认为一旦增强了司法的独立性，司法在权力面前就能够具有更强的抗压性。事实上，任何改革举措都要有动态思维，不能只重一端、不及其余，而应两端并进、相向而行。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加强建设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不断为权力指明“高线”、架设“底线”。（杨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