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专家:政绩考核指标注水造假现象严重

　　无独有偶,不久前因贪污亿元被判处死刑的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其贪腐理由也是因升迁不得而导致心态失衡。 

　　因“升迁无望”,便走上贪腐堕落的不归路,或沉湎于吸毒成为“毒官”,或热衷于贪贿敛财成为“巨贪”。这样的贪腐理由,能成立吗?基层官员的选拔和考核机制该如何完善?  

　　官员落马理由相似,称因升迁无望 

　　2011年,39岁的龚卫国成为临湘市市长。在许多干部眼中,龚卫国都是一个“年纪轻、能力强”的人。2013年,临湘市委书记调离临湘,龚卫国一心想补缺,却因临湘市又调来一位“一把手”未能如愿。据媒体报道,临湘市多位受访官员都表示,龚卫国对这一安排的失望,有时候就写在脸上。 

　　与龚卫国情形相似的还有前不久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等被判处死刑的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在羁押期间,边飞曾说,自己在魏县县委书记任上工作成绩很好,却未能如愿提拔到市里,反而被接连平调,心理感觉不平衡,于是更加追求金钱利益。 

　　近年,在很多落马官员的报道中,都有提到因升迁无望、心态失衡而导致贪腐堕落。 

　　江苏省高邮市卸甲镇水务站原站长李才平称因升迁无望而结伙水务站副站长等人贪污,套取私分水利工程款共计71万余元。 

　　扬州市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工委原副书记徐宝林称因升迁无望大肆敛财390万余元,直到罪行定谳后他仍认为自己落马属于“倒霉”。 

　　四川落马官员陈光礼称升迁无望让他产生了“捞一把”的想法,在担任达县县委书记和宜宾市副市长期间,先后受贿2300余万元,受贿总额相当于达县2007年财政总收入的1/22。 

　　因贪腐被判死刑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悔过书里也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 

　　“立志做大官”折射出官场不良风气 

　　针对龚卫国和边飞等人“渴望升官”的心理,天津师范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强恩芳认为,龚卫国和边飞“渴望升迁”的心理更多体现的是对“成为大官”的人生诉求。“立志做大事”和“立志做大官”折射出不同的价值观,“立志做大官”的人看重的是“大官”拥有的衣冠符印等外在器物,而“立志做大事”的人看重的是“大事”对于百姓产生的积极影响。  

　　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卜万红认为,“立志做大官”的重点是“做大官”,但做了“大官”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做大事”。“立志做大事”的重点是“做大事”,只要有为人民做大事的志向,官职的大小不是决定性因素,在级别很低的岗位上同样能够实现。 

　　“从职业角度看,处于不同岗位上的官员追求升迁是非常正常的事,也是官僚制度活力所在。”卜万红告诉记者,“龚卫国渴望成为市委书记,边飞惦记着当市领导都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们将此放在了他职场诸多努力目标中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甚至因此而失望不满。从根本上说,是权力观和地位观出了问题。” 

　　强恩芳谈到,从表面看,龚卫国、边飞渴望升官的心理是其错误的政绩观造成的。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应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如何评价政绩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将政绩与个人认知混为一谈。深入来看,认为政绩好了就应该得到晋升是一种交换思想作祟。“无论在任职期间是否做出突出政绩,都应清楚,党组织给领导干部提供的岗位是干事业的平台,不是进行交换的筹码。” 

　　“升迁无望”致心理失衡不能成为贪腐理由 

　　龚卫国渴望升迁成为市委书记,却因愿望落空而心态失衡,自甘堕落成为一代“毒官”。 

　　边飞曾在羁押期间表示,自己在第一任县委书记任职期间工作成绩良好,原以为可顺利调去市里,却被平调,因而心生不满,转而贪腐。 

　　在披露贪腐官员心路历程的报道中,不止一次地看到“因升迁不得而心理失衡”。具体到个案,龚卫国和边飞因升迁不得导致心理失衡,真的可以被解释成贪腐堕落的理由吗? 

　　专家认为,无论怎样,升迁无望不是一个官员放弃政治约束和法律约束的理由。 

　　“全国只有2800多位县委书记,能借助县委书记这一平台带领一方百姓共同发展,为一方百姓谋取福祉,是得到组织信任的体现,况且边飞在任县委书记时,还兼任上级党委的常委,充分体现了组织对其多年工作成绩的认可。龚卫国更是年纪轻轻便是一市之长,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何来之有?” 强恩芳表示,从边飞的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事实来看,边飞想当市领导并不是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与人民的福祉,而是想获取更大权利以谋取更多私利。  

　　强恩芳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绝大多数官员都有“立德、立言、立功”的追求和认识,退而求其次也努力做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名利之心,人皆有之”,不必苛责。但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龚卫国和边飞等人追名逐利背离党的宗旨,将贪腐堕落之果归因于“升迁不得”是极为牵强的说辞,其实质是将权力变现的时间节点提前。“即使边飞因为在魏县政绩突出而被提拔成市领导不去贪腐,也会因不能升迁为省领导而转为贪腐。” 

　　“用不被提拔重用而心态失衡作为贪腐堕落的理由是十分荒唐的。”卜万红谈到,龚卫国和边飞的事例不是官场上的个案,以前查处的官员中也有类似情形。这些人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从哪来,要干什么,应该怎样使用。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党性出了问题,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忘了自己应做什么、如何做。 

　　卜万红强调,这类因升迁无望转而贪腐堕落的现象再次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绝不能挂在嘴上,“总开关”一旦出问题,出现贪腐堕落绝对是大概率事件。 

　　卜万红认为,从深层次看,龚卫国与边飞等人之所以能顺利地实现贪腐堕落,既与官场的政治生态有关,也与社会生态有关。从政治生态看,“一把手”权力独大的权力结构是关键,他们不仅能有效控制辖区体制内的公职人员,还能顺利地将手伸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微观领域。从社会生态看,一部分人存在严重的“傍权牟利”心理,这种心理驱使他们主动以权色贿赂手段向他们靠近以寻求“关照”。建设廉洁政治,切断龚卫国、边飞等人的腐败实现途径,必须重塑这两种生态环境。 

　　政绩考核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龚卫国被不少干部评价“能力强”,曾成功挽救“已欠债1亿元”的市文化局的烂摊子。在临湘市市长任上也重点关注城市发展建设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边飞“干出过不俗的政绩”,当地一些干部群众也反映,边飞并不张扬,论工作能力和业绩可圈可点。 

　　这样的官员,按常理推断应该得到提拔。为何龚卫国升迁无望,遭遇市委书记“空降”,边飞多年“原地踏步”?很多网友此表示疑惑,“为什么做出了成绩,却不能得到提拔?考核机制是什么?边飞连遭平调是否因为当时基本没收钱,没钱往上送?”类似的言论很多,核心意思是:提拔机制的不健全,让干得好的不如送得多的,让政绩好的不如关系硬的。 

　　面对网友的质疑,强恩芳表示,虽然党委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干部提拔机制的相关规定,但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还存在着不正之风。“带病提拔、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绝,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组织人事纪律的遵守不严格,也说明基层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强恩芳认为,我国基层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建立多年,仍有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核内容的真实性存疑,政绩考核指标的注水、造假等现象严重,不能考核出官员的真实政绩。二是政绩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之间没有建立起必要和必然的联系。“在个别地区,有的一把手在用人上既不坚持党性原则,又不以政绩考核为基础,而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任人唯亲。” 

　　卜万红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向更深层次发展,党内的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和利益输送现象更多地浮现出来。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当地干部队伍管理制度还不够严密,存在明显漏洞。 

　　“要有效地防范类似于龚卫国和边飞一类的现象,除了采取教育、监督、惩处以及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外,最根本的是要推进制度创新。”卜万红建议,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加大职务和职级分开的力度,确保官员上升通道的畅通。在职位一定的情况下,给官员们在职级上提供正常上升的机会,保证官员始终处于上升的状态之中。 

　　“从制度上打破官员上升通道中的‘天花板’,使官员体制始终保持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对大量基层官员尤为重要。”卜万红分析,完善基层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机制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考核评价办法,使之更加科学化;二是加大群众意见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让群众监督评价干部,选拔群众最满意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