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自古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官场“马屁文化”盘根错节，生生不息，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一样，历史久远，纷繁万千，让人目不暇接。与此有关的掌故、奇闻不胜枚举。
明《应谐录》中就有一则“善谀”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所谓“谀”，乃“奉承巴结”之意。广东有一位县令，特别喜欢别人奉承，每发布一项政令，部下交口称赞，县令才喜欢。他手下有一名衙役想迎合县令，故意在旁边对人轻声说：“世上大凡做官的人，一般都喜欢别人奉承，惟独我家老爷不然，很瞧不起别人对他的恭维。”县令听到他所讲的话，迫不及待地把他叫到跟前，赞美不停，说道：“哎，只有你才知道我的心思。你真是好样的!”从此，县令对这名衙役格外亲近。
相传，晋桓玄称帝时，一日，桓玄登上大殿，当在龙位就座时，御座突然塌陷，群臣大惊失色，桓玄也极感惶恐。侍中殷仲文站出来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深厚，连大地都载不起了，所以御座才陷落下去。”顿时桓玄转忧为喜。自此，殷仲文便成了桓玄的得意侍从。
在唐玄宗时代，一次在朝廷上，唐玄宗介绍太子与安禄山见面，结果安禄山对太子不行下拜之礼，唐玄宗大骂安禄山。没想到安禄山却说：“臣是愚笨之人，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一句得体的话让唐玄宗龙颜大悦，甚至认为安禄山忠君。之后，安禄山又拜比他小十岁的杨贵妃为养母。每次上朝，总是当着唐玄宗的面，先拜杨贵妃，再拜唐玄宗。开始，唐玄宗有些不快，可是安禄山却说：“臣是番人，番人习惯是先拜母，再拜父。”这句话使唐玄宗转忧为喜，对安禄山更加信任。
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在花园的池塘边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着，心中不悦。大臣解缙见此，立刻赋诗一首献上：“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解缙寥寥数语，使朱元璋龙颜大悦，从此对他恩宠有加。
清朝大贪官和珅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可谓乾隆的心腹密臣。乾隆喜欢谈文论史，自誉无所不知，他就在编纂二十四史时在明显的地方故意抄错几个字，让乾隆一一指出来，以示天子的英明和学识渊博，借以满足乾隆的虚荣心。
慈禧六十大寿，想摆摆积德行善的样子给世人看看。于是，在颐和园佛香阁下，一笼笼的鸟由李莲英指挥摆成一整排，然后由慈禧一一开启笼门放飞。但这些鸟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后又飞回笼子。慈禧有点不快，便问李莲英：“这些鸟儿怎么不飞走哇？”李莲英急忙跪地叩头道：“奴才回老佛爷的话，这是老佛爷德感天地，泽及禽兽，鸟儿才不愿飞走，这是祥瑞之兆啊！”李莲英聪明乖巧，把马屁拍得天衣无缝。
南宋权臣贾似道，以好赌斗蟋蟀而闻名，于是和他斗蟋蟀的官宦便络绎不绝。令人奇怪的是，所有来斗的蟋蟀都无一例外地大败而归，贾似道每战皆捷，于是大发横财。其实，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傻子，是为讨得贾似道的欢欣，故意斗败输钱。他们虽然“输了钱”，却分别以“输钱的多少”得到了相应的官职和好处。
纵观这些官场的“善谀者”，“无利不起早”，其卑躬屈节的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在当下社会生活中更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1997年5月，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继父去世，该县出动小车120多辆，数百名干部赴杜的老家鄢陵县奔丧。其中表现最抢眼的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自备了孝衣、孝帽，一下车就穿上，进灵堂后放声大哭，一口一个亲爹，比死者亲属有过之。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后不久，范某调任县建委主任，张某荣升县委宣传部长，薛某被提拔为副县长。
显而易见，在中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出现许多往圣先贤、志士仁人、忠志之士、英雄豪杰，同时也出现一些乱臣奸党、官场赌棍、势利小人、社会油子。他们堪称“人精”，居心叵测，唯利是图，逢场作戏，长袖善舞，以溜须拍马为能事，往往把官场“马屁文化”演绎到极致。
试问，官场“马屁神曲”为何生生不息？
首先，这和一定的官场生态有关。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造就“马屁文化”的不是献媚者，而是一直未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因为在个人专断盛行的条件下，下级官员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上司手里，往往是“顺者昌、逆者亡”，曲意逢迎者走红，犯颜直陈者倒霉，谁给上级唱对台戏谁就没有好果子吃，由此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官场生态。于是，许多人为了官场生存，不得已而随波逐流，以求自保。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
其次，官场“马屁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和人性的弱点有关。庄子说：“人心排下而进上。”意思是，人受到批评就会消沉，受到表扬就会高兴。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存在的弱点。有时侯，明知对方言过其实，是在奉承自己，也不愿戳穿，心里仍然感到乐滋滋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法国作家莫里哀在他的名著《吝啬鬼》里，借一个名叫法赖尔的角色之口，把爱拍马者的心理和盘托出：“要人宠信，根据我的体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他们面前，投合他们的爱好，称道他们的处世格言，恭维他们的缺点，赞美他们的行事。你用不着害怕殷勤过分，尽管一望而知，你是在戏弄他们，可是他们一听奉承话，就连最精明的人也甘心上当。”在社会生活中，那些奉承别人的人，往往把它作为一种投资，以获得加倍报偿，正所谓“殷勤之下必有求”。
马克思在回答“你最不能容忍的缺点”是什么时, 只讲了四个字“奴颜婢膝”。庄子说：“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一位西方哲学家这样说：“许多吻你手的人，也许就是要砍你手的人”。因此，为官者应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各种捧场和曲意逢迎，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像鲁迅那样，终生都在掷还朝他飞来的桂冠，而不管是恶意还是善意：“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给我的‘尊敬’！”
总而言之，奉承巴结的讨巧之风，是一种“精神鸦片”， 属于庸俗不堪的市侩哲学。如何从根本解决这个疑难杂症？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道是，“欺君易，欺天下难”。如果在选人用人时加大“民意权重”，把官员乌纱帽的大半边捏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手里，那么，“马屁文化”的“用武之地”就会大幅度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