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李济沧说：曾与一位退了休的干部闲聊，他颇有感触地说，现在60岁退下来了，才真正理解了孔子所说的“六十而耳顺”。不但做到了“六十耳顺”，实际上还做到了“六十眼顺”。

这种现象或许常见。一个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地位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不仅“耳顺”、“眼顺”了，对人的识别能力，对事情的判断能力，都将有所改变。这是因为：你对人对事的视觉和观察点有变化了，基本上与百姓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再一个是人们很快就在你面前摘掉了面具，往日看不见的面孔看见了，往日听不到的话也开始听到了，你甚至会有一种见到了这个世界“庐山真面目”的感觉。

李济沧先生说得是比较实际的，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耳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李先生所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领导干部身边总是围拢着一些群众看不惯的人，或是有一个让群众和正直的干部侧目的“小圈子”。这些人整天寻找拜年的话说，领导喜欢听啥就说啥。久而久之，领导听悦耳之言习惯了，不同的声音就听不进去，却看不出那些说拜年话的人别有用心。

领导干部之所以水平高，看问题深刻，善于由表及里，去伪存真，除了自身的智慧以外，主要在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善于集中群体智慧。但对群体的选择要慎重，一些不正常的“小圈子”可能会堵塞领导的耳目；另一方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群众看不惯的人走得过近，会让群众对领导的品性作出误判。

其实，一个人不一定到了六十才“耳顺”。以听奉承话和逆耳之言为例，假如一个人说恭维你的话，十句有八句言过其实，只要你还有几分冷静，就会听出那人说的是谎言。如果一个人说谎竟让你听不出是谎，那不是你膨胀得失去了理智，即是那人阿谀奉承的本领超乎寻常，更要离他们远些。人们大多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听坏话，但不能越过理性。唐朝人林慎思在《伸蒙子·刺奢》中说过：“人皆爱花之鲜妍，不知鲜妍能诱人为骄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伤害，不知伤害能诫人行正直之路矣。”

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是指人到六十，对世态万象的理解达到更深刻广远的地步，不管听到什么话，哪怕是逆耳之言，都能控制住情绪，领悟其精神实质，从而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为我所用。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六十岁之前才是干事创业的绝佳时期，在任时就要有“耳顺”的能力。如果真要等到六十岁退休后才“耳顺”，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一位领导干部耳顺不顺，与年龄关系并不大，主要看他是否“心顺”。所谓“心顺”就是顺民意，顺公德，顺法制，顺规矩，这些东西都顺了，耳朵自然也就顺了。老一辈革命家，提倡民主，提倡听取批评意见，提倡到群众中去找“诸葛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唱了七十多年，有一句歌词就是“实行民主好处多”。还有一首周恩来总理生前最爱唱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可见并不是退休后才有了民主意识，才听得进批评意见。毛泽东初到延安时，有人对边区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意，对毛泽东出言不逊，保卫部门要抓人严惩。毛泽东及时阻拦住了，并说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后来听取群众意见，改进了某些政策，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当时的毛泽东既握有权力，又很年轻，但他的民主意识并没有淡化，相反，把很难听的话，当做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批评意见。我还想到另一件事：梅光迪同胡适是安徽老乡，二位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因白话文之争，彼此时不时地互以逆耳之言“攻击”对方，但这并没有伤害两个人的友谊。1913年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坦诚地说：“吾辈书札往来，当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这是名副其实的“心顺”与难得的君子之交。（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