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社区主任，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向开发商索贿单笔达5000万元；因两委班子有不同意见，他便唆使开发商“用钱开路”，给每个班子成员行贿30万元，最终促成“一致通过”。西安市雁塔区纪委近日查办的东滩社区干部腐败窝案，令一个由社区主任主导的“腐败同盟”浮出水面。（11月8日 新华网）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蝇贪”危害猛于虎。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速推进，特别扶贫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也“与日俱增”，涉及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投入、招商引资、产业开发、民生工程等。由于村干部具有不在编、不脱产的“特殊基因”，是游离于国家行政干部体制之外的边缘化干部，极易滋生腐败。

“礼尚往来”现象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在基层更为突出，这种扭曲观念不论在商场还是官场，总存在“周瑜和黄盖”之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已成为 “心照不宣”的典型模式。当然，说成“打”和“挨”未免色彩过重，仔细分析便知，这种模式实则是利益输送交换的表现形式罢了，说到底，双方都是法律和道德底线下的利益既得者，并不存在“亏欠”一说。

索要“好处费”或者“辛苦费”是否理所应当？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处于不同位置和不同场合产生的效应也必定不同。比如作为社会自然人，请别人帮忙，以吃饭送礼作为答谢，这是联系人脉和维系感情的必要手段之一，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重点就在于角色定位以及所承担的职责不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收受“好处费”、索要“辛苦费”就是违纪违法，定位混淆、角色错位势必造成权力脱缰，到头来刮得“油水”还不是源于老百姓。

村社干部本是基层群众的代言人，何以放纵权力，只手遮天？究其原因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农村基层干部普遍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偏低，且大多从事第二产业，抱有“山高皇帝远”、“群富”得先“自富”之心态；二是部分村干部既不是公职人员也不是党员，这给上级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时造成一定困难；三是某些村干部选举存在暗箱操作等因素，致使群众无法正常行使发言权和监督权；四是落实财政信息不及时、不透明，制度执行存在短板，导致一个人带坏一班子人。

当然，除了制度约束和法律惩处之外，最根本原因还是要在信念和心态上着手。古人讲：“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蚊子式腐败”尚且无害无穷、令人乍舌，那对于各级公职人员来讲，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任性用权，收取“好处费”极易形成惯性从而成为“理所当然”。如今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决战扶贫和建成小康的关键期，广大党员干部需因此为戒，果断向各种“潜规则”开炮，锻造信念坚定的金刚之躯，将“为民务实清廉”进行到底。（毛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