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家被巡视国企50家有问题 国企腐败现七大通病

　　从中央巡视组巡视5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反馈报道中，共有50家企业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占比高达91%。国有企业存在哪些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从中央巡视组巡视5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反馈报道中，足以让我们窥视一些普遍性、规律性问题。

　　问题一：重点人重点事，腐败风险大

　　在中央巡视组向各被巡视央企的反馈中，很多人一定都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巡视组还了解到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处理。”事实证明了这句话的分量。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廖永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王天普，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东风汽车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福寿，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司献民等人被查处，都与巡视发现问题有关。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各被巡视央企已有40余名高管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中央巡视组在紧盯重点人的同时，也盯住那些“有油水”的重点领域。31家企业被指在工程招投标、项目分包、劳务外包、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存有腐败风险和隐患。

　　问题二：靠啥吃啥，利益输送问题严重

　　在2014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反馈中，中央第九巡视组指出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靠船吃船”问题突出，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发现东风汽车公司“靠山吃山”问题突出。自此，“靠啥吃啥”成为一个“热词”，在国有企业巡视反馈中多次出现，直指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内外勾结、吃里爬外，本人或亲属子女围绕公司业务违规经商办企业，大搞利益输送、关联交易。

　　统计发现，共有48家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占比高达87%。在中央巡视组火眼金睛之下，“靠啥吃啥”呈现多种利益输送形式，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一些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在铁路系统经商办企业、吃里爬外、靠路吃路等问题时有发生”；招商局集团公司“个别领导干部通过工程项目变相向民营企业输送巨额利益”；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利用公司资源进行利益输送，有的领导人员成立关联公司进行同业经营”。

　　问题三：违规决策，“三重一大”流于形式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国有企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要由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等决策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集体讨论决定。从巡视情况看，这一制度的落实并不理想。数据显示，有31家企业“三重一大”存在决策制度流于形式、执行不严格或违规决策现象，占比高达56%。这一问题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如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违反‘三重一大’制度决策，开辟投资决策‘绿色通道’，形成大量低效无效资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部分投资项目违规盲目决策，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问题四：顶风违纪，“四风”问题禁而不绝

　　“国有企业特殊论”这一伪命题，一度成为一些国有企业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大打折扣的借口。从巡视反馈意见看，共有50家企业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占比高达91%。“比较突出”“依然存在”“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乃至“边反边犯”等词，凸显了中央巡视组在对此类问题的发现上有一股“咬住不放”的韧劲。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将“四风”问题与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同等视之”，只要查实就要交给被巡视企业党委处理。对比各轮次反馈意见，一个直观感受是中央巡视组对此类问题的揭露“越往后越严”。综合来看，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吃喝、公款购买赠送购物卡、违规发放津补贴、办公用房面积过大、超标购置公务用车等问题，在国有企业较为普遍。

　　问题五：近亲繁殖，选人用人乱象严重

　　记者在巡视反馈报道中发现，选人用人亦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多发区，共有48家企业明确被指存在选人用人乱象。其中，18家企业有“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问题，占总数的33%，此外还有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规范不严格、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回避制度执行不严，“近亲繁殖”“亲亲疏疏”“小圈子”等问题在国有企业比较典型。当然，对于国有企业选人用人上的“裙带”现象，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需在改革发展中逐步解决，在严格执行制度中加以避免。

　　问题六：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

　　从2014年第一轮巡视开始，中央巡视工作加入了对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情况和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此后的每轮巡视发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不到位、监督执纪问责失之于宽松软几乎成为各被巡视央企的“通病”，与监管不力相伴的就是纪律的松弛。中央巡视组发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苗头性问题没有抓早抓小，查办案件不力，对一些反映强烈的下属单位领导人员问题未能及时查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存在以批评诫勉代替党政纪处分、以处理具体经办人代替追究主要责任人等现象”。正如巡视指出的，国有企业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既有不重视党的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压力层层递减等主观意识的原因，也有党组织建设滞后、纪检监察力量薄弱等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些都是下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需要着力的重点。

　　问题七：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

　　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开始，“管党治党不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这是伴随巡视实践的深化，中央巡视组把问题剥深一层，对国有企业存在问题根源的认识。这一表述既是果，更是因，以往各轮巡视发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根子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党组织应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建设滞后于企业发展，党组织作用弱化、地位虚化、功能空化”，“党的基层组织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薄，思想退坡，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大打折扣”，中央巡视组的这种种发现，的确可以用“情况堪忧”来形容。从巡视情况看，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观念淡漠、党的领导弱化、重业务轻党建、忘记党员身份等问题，在国有企业比较普遍，这也是中央巡视组能发现诸多严重问题而企业自己却视而不见的原因所在。

　　公款“开会游”转入二三线景区

　　“借着培训名义开会”“高档酒店关注度大，中高端的安全”“一线景区不敢去，二三线成‘新宠’”……

　　去年9月，中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到黄山等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记者调查发现，一年多后，公款“开会游”有所遏制，但仍存暗箱操作，借开会、考察、培训、交流、调研等幌子，一些公款“借壳游”“傍会游”“顺道游”屡禁不止。

　　规避禁令二三线景区成“开会游”新宠

　　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2014年8月，霸州市文广新局接到《廊坊市文广新局关于做好第七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参会准备工作的通知》，当年9月3日，时任局长朱某等7人前往西安参会。会后，他们“顺道”去秦始皇兵马俑、华山景点游玩，并在返回后，将旅游产生的费用在下属机构华艺文化传播公司报销。

　　一些景区宾馆如何搞好“秘密接待”？在湖南等地一些会展公司的网页上，还在推介办会经营项目，其中除了会议场地食宿安排外，主打项目中还包括会议旅游、会议礼品等。一些会议旅游推介的路线，行程一天到数天不等。

　　安徽某景区内的一家星级宾馆值班经理告诉记者，省内和上海、北京等地的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会来此“开会”。“这些名义上是培训、开会，其实会后就是旅游。”她说，宾馆可以按照会议单位要求，将旅游费用开到会议费或住宿费发票中。

　　安徽另一个景区某高档酒店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可以虚报会议人数，增加会议费用预算，处理旅游接待等费用。到这里来“只有旅游不开会的，没有开会不旅游的”。

　　西双版纳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虽风声紧开会的少了，但政府、部门开始转移地点了。“最高档的酒店关注度比较大，中高端的会更安全。”

　　此外，庐山、泰山景区都有酒店表示，虽然预订数量明显减少，但仍接待机关单位大型会议。工作人员还表示，以前两三天就有一个公款会议，“禁令”后总还是会接到单子。

　　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的一些会议，在部分5A景区受阻，就去4A景区“打擦边球”；不到外省市，就在自己行政区域内找“环境好”的地方。“现在酒店会帮去开会的机关单位做好保密工作，建议以个人名义而非单位名义预订，避免风险。”某酒店工作人员说。

　　变相报销会议费成了“万能筐”

　　去年，中办、国办通知要求，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会议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召开，不得到其他地区召开；严禁在会议费、培训费、接待费中列支风景名胜区等各类旅游景点门票费、导游费……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单位和个人无视规定，打着开会考察旗号的“异地游”大有人在，而这些旅游费用都被列支到会议费或考察费中予以报销，“开会游”五花八门。

　　——享受“隐性福利”的“借壳游”。假借开会、考察、培训、交流、调研等幌子旅游时时发生。甘肃武威市爱卫办一名原负责人在厦门参加会议后，参加旅游团在厦门鼓浪屿等地旅游，并在旅行社以单位会务费名义开具发票公款报销。

　　——本末倒置的“傍会游”。原本是正事却成了一些干部旅游观光的陪衬，“公款旅游顺带开会”“旅游中间插播会议”的手法更加隐蔽。2014年初，沈阳市司法局26人借组织学习考察之机，分赴10个城市，在一周多内多数时间用于观光旅游，都游览了5个以上的景区景点。

　　——会在前、游在后的“顺道游”。有的打着考察调研的旗号，然后安排自由活动，进行公款旅游。2014年10月，安徽天长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织镇(街)文化站站长和文化馆业务人员共23人到外地考察，期间组织人员到景区游玩。

　　“开会游”费用，大多采取会议费的形式进行报销。据介绍，安徽省审计厅审计发现，安徽省统计局、省民政厅、省社科联等部门决算草案列报“三公”经费或会议费支出不实，涉及金额27.6万元。

　　防止国企高管腐败须打三支“预防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正风反腐的步步深入，一些违纪违法的国企高管相继被查处。截至11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中，已发布171名国企高管接受调查或被查处的消息。这些案例的背后，一些共性问题值得关注。

　　必须盯紧“关键少数”

　　“一些领导人员围绕业务开办关联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搞权钱、权色交易”“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向央企的巡视反馈中，“领导”二字频频出现，仅2015年第一轮专项巡视反馈，就出现了85次以上，警示国企领导人员廉洁风险的严重性。

　　“纪律审查”栏目发布的案例，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17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的共104人，约占总数的61%。“企业一把手权力相对集中，在监督制约不够严密和有效的条件下，很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滑向贪污挪用、权钱交易的深渊。”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课题组组长邓联繁教授说。

　　必须加大对关键领域监管力度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报告强调，要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这一论断的背后，有着充足的数据和事实支撑。17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大多来自能源、通信、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其中，能源领域最为集中，仅石油、电力、水力领域就有47名高管落马，反映出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行业正风反腐形势的严峻复杂。

　　“这些领域的企业多处于垄断地位，掌握着稀缺的市场资源，容易成为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重灾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说。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资本正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强化监管的任务更显紧迫。专家建议，必须加大对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努力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

　　171个案例中，有69人公布了调查结果。其中不仅指出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玩忽职守等严重违纪涉嫌违法问题，而且越来越注重“用纪律的语言描述问题”，大量违纪问题也被严肃指出。

　　69人中，违反廉洁纪律情况最多，约有54人次，表现多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等；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约有10人次，表现为“不执行组织决定”“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等；违反组织纪律8人次，多为“卖官鬻爵”“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15人次，表现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方面的问题。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看似轻微，损害的却是党的形象。我们在巡视中，都把发现这类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曾参与巡视多家央企的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副组长王海沙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国有企业之所以尤为紧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力。一些国企高管常以企业属性特殊为由，不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假借接待之名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没把这些事情当成违纪行为。纪律面前没有特殊，越往后执纪越严。必须用同一部党章、同一套纪律衡量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的行为，让国企高管感受到纪律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