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官场“圈子文化”盛行，一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极大地损坏党的战斗力和公信力，让人痛心疾首，连城腐败窝案堪称典型样本。

“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在官场，一些人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看能抱上谁的粗大腿，对下颐指气使，对上阿谀奉承，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了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有的人错把官场当成江湖，同事之间习惯于称兄道弟，动辄“哥呀”，“姐呀”，“弟”呀，“妹”呀，年岁大点、走得近点，干脆认“干父母”，以“爸呀”、“妈呀”相称。有的“一把手”动辄以江湖“老大”或“帮主”自居，权倾一时，独霸一方，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俨然一方“土皇帝”。他们做工作不是靠正确思想引导人、理想信念感召人、高尚人格熏陶人，而是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小恩小惠”收买人，用“哥们义气”拉拢人，用“封官许愿”取信人。比如，在连城塌方式腐败案中，公安系统问题尤为突出，林负功在连城公安系统说一不二，把个人凌驾于公安局党委之上，甚至出现了“公安局政委说了算”的怪象。在公安局内部，林负功和原副局长邓梅花、原纪委书记罗传炎以及一些派出所长“结盟”，跟他走得近的民警在提拔、工作安排等方面能得到特殊照顾;不听话的、不在一个圈子的民警受到冷落，甚至被穿“小鞋”。

还有一些官员热衷参加那些变味儿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等，大肆编织关系网。个别主政官员“任人唯圈”，小圈子里选人，对“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同过窗的，一起扛过枪的，同是一个乡的”，包括身边秘书、司机之类的近臣，优先提拔，使干部任用显失公平。更有甚者，一些染指腐败的主政官员，对“结党营私同是一个帮的；吃喝玩乐一起嫖过娼的；贪污受贿一起分过脏的”，视为“死党”，委以重任，导致一些官员边腐边升，边升边腐。在他们的“治下”，“要招降纳叛，不要广泛团结；要阴谋诡计，不要光明正大；要团团伙伙，不要五湖四海”，义气等于原则，感情代替政策，利益代替规矩，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共同体”。纵观近年来一些落马贪官的背后，多有盘根错节的“帮派团伙”，“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如，《新京报》曾刊文称，“周永康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带坏了一批干部”。在调查周永康案两年的过程中，从石油帮、秘书帮，四川系到政法系，至少有35人被调查，这其中，省部级官员多达8人。

实际情况，犹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严肃指出的那样，“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他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严词表示，“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有专家认为，地方官场的江湖味由来已久，这是官场庸俗化的一个表现。主要原因是有些领导干部把官场当成了私人领地，这与当地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团团伙伙”。“虽然他们不是那种有正式组织的团体，但是已经对党内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构成了一种破坏。”

“圈子文化”是附着在党肌体上的毒瘤，害莫大焉。在当下，全面从严治党首要从瓦解官场江湖、驱散“圈子文化”开始，要加强对权力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要强化异体监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萌”，回归本真，建立同志式的上下级关系及工作关系，着力构建清正廉明的政治氛围，“圈子文化”也就没了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