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风反腐，人人拥护，个个叫好。但一遇到孩子上学、亲人就医等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不少人第一反应却是拉关系、找熟人，热衷请托跑送，笃信“找人事好办，不送礼可能吃亏，花钱也要买安全感”……种种“对他人腐败痛恨，对自身腐败宽容”的扭曲认知不断恶性循环，扩大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无形中成为腐败滋生蔓延的“帮凶”。任其渗透扩散，人人将深受其害。驱散这一“精神雾霾”，全社会责无旁贷。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既要厉行法治，令行禁止、勿纵小恶，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又要大力培育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洁价值观，引导人们从自身做起、革除陋习。只要全社会行动起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必能移风易俗、让清风遍拂神州大地。
本期“特别关注”围绕抵制“腐败亚文化”组织述评、评论等稿件，梳理现象、剖析根源、揭示危害、探寻对策，敬请关注。
“腐败亚文化”具有可怕的“温水煮青蛙”效应——在缓慢加热的温水中，青蛙一开始悠然自得地游动。当水温逐渐升高，它无法忍受想要逃脱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被热水煮死。受“腐败亚文化”浸染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开始时，你情我愿，送来收往，你好我好大家好；到问题增多深受其害，想要“抽刀断水”时，却欲罢不能，只能望而兴叹。
现象：屡见不鲜又见怪不怪
去年，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小李为了让孩子上幼儿园，硬着头皮找熟人送了礼。两个月后，爱人告诉他家长们商量要给老师送面锦旗，小李虽反对，但爱人坚持，他最终妥协。
陕西西安市民许某曾向媒体反映，8个月大的孩子生病，拐着弯找到了管事的人，孩子终于住进医院。同时，他也表示，每每见到在医院打地铺等待住院的家长，看见孩子在大人怀里痛苦地哭闹，心里又一阵阵发紧：“这些没关系、没熟人的家长和孩子怎么办？”
凡此种种，屡见不鲜，又见怪不怪。它折射出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心理：一方面对不良风气和腐败行为十分痛恨，另一方面，在涉及自身利益问题上却纵容自己参与其中。这种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的畸形判断、扭曲认知和矛盾选择，久而久之就滋养形成“腐败亚文化”。
遭遇“心理困境”，是“腐败亚文化”现象的首要特征。有网友总结了国人十大矛盾行为，其中就有，鄙视“拼爹”，却恨爹不成“李刚”；看轻贪官，却幻想“当官发财”；痛恨凡事“以礼开道”，却盼着自己的“礼”顺利送出；反感潜规则，却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
“腐败亚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深陷“人情社会”。我国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许多人遇到问题就要托关系、找熟人，越往基层越是如此。一位群众说，“不找到关系，红包都塞不出去”。
与“腐败亚文化”的浸染紧密相关，“求人办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的发言，引起了公众共鸣。他形象地说，“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求人与被求，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于是乎，人情在求人与被求中，被利益玷污，被世俗埋没，被虚荣挟持，被投机利用。“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曾几何时，善于“钻营”“搞关系”的，不但不会受到指责，反而被羡称为“有本事”、“有门路”，越来越多的人“耳濡目染”、有样学样。风气一成，积重难返。
原因：由来已久且多种多样
“腐败亚文化”，既然被冠以“文化”之名，就表明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会经常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同时它的产生和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一时一事，而是由来已久，有着广泛多样的成因。
“羡腐心理”等传统文化的糟粕，是“腐败亚文化”蔓延的有力推手。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引导人向善向上，促进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等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但同时，一些“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千里做官为求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特权思想等糟粕，也不容小觑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既痛恨腐败、但又羡慕腐败”的扭曲认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错误观念因之有了不小的市场。
一切为己的自私心理，是“腐败亚文化”存在的现实基础。有些人请托跑送，直接目的很清楚，要么是争取优质资源，要么是获得不正当利益。即便很多时候，按照正常途径能够解决问题，很多人也选择随波逐流。“一辈子也就生一次孩子，谁都希望少遭点罪。”正如某地一位孕妇说，尽管事先她已通过层层关系，找了一名优秀大夫，但家人仍打算送上点“心意”。
变味的“人情来往”，是“腐败亚文化”形成的社会因素。人情是人与人之间纯粹、美好、质朴的情感，体现着社会的“温度”。但是，打着人情的幌子，进行物质或利益交换，人情变成“私情”，“人情关系”也就被异化成“封妻荫子”、“照顾乡邻”、“江湖义气”等庸俗关系。
法治“营养不良”，潜规则大行其道，是“腐败亚文化”扩散的重要原因。2015年9月底至12月初，《人民日报》围绕“何时办事不求人”连续进行了2个多月的报道。相关文章指出，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需求，都要靠、都得靠抑或都能靠熟人、关系打通关节，久而久之，明规则不畅，潜规则就成了办事者普遍遵守的“规则”。
一些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吃拿卡要，也是“腐败亚文化”得以盛行的重要方面。比如，对于打官司要到处找人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发生这种问题，关键还在政法机关。”对于求人变成常态，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有漏洞、有弹性，“这些均可导致寻租求人的行为，可谓有需求亦有供给”。有评论也指出，有些地方和单位对“腐败亚文化”滋生的“边缘腐败”，监管存在严重的软弱化现象，甚至完全缺失，使以权谋私者得不到应有的惩处。
危害：破坏正义还污染风气
对于个人来说，遇事热衷请托跑送，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为自己捞到好处；但是对社会来讲，由此助推“腐败亚文化”蔓延，害莫大焉。
助长不正之风，破坏公平正义，阻碍社会发展。无论是求人者请托跑送，还是被求者吃拿卡要，都是不按政策和正常的程序办事，搞歪门邪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
侵蚀主流道德观念，污染社会风气，扩大社会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由于“腐败亚文化”的存在，有的人在日常行为中，把拉关系、套近乎，请客送礼、花钱办事视为一种常态，把权钱交易等“等价交换”奉为天然准则：送钱求人的不以为错，收礼办事的心安理得，全然无视党纪国法。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必然侵蚀主流道德观念，使全社会的道德状况集体下滑。一项针对青年人的调查显示，在回答自己或成为公职人员后会不会搞腐败的问题时，42.9%的青年选择“不一定”，16.4%的青年表示“会有腐败行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和深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谬尔达尔在研究南亚若干国家的腐败问题后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腐败盛行，是因为“腐败的民俗学”。在他看来，这些国家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主流价值并行的社会心理。显然，如果“腐败亚文化”得不到抵制，就可能演化为非常难以治理的“腐败的民俗学”。
助推“官本位”意识，侵蚀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防线，增加反腐败难度。由于受“腐败亚文化”的影响，有的党员干部逐步将应该坚持的操守弃之不顾，在利益和人情的怂恿下，违反党纪国法。执纪审查的实践表明，不少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往往是在“温水煮青蛙”的环境中，在联络感情、正常交往的幌子下，经常性地接受一些“有心人”或者所谓“朋友”的感情投资，心安理得地收受一笔笔数额不大的贿赂，按所谓的潜规则行事，一步步滑入腐败深渊。梳理廖少华、季建业、王敏等党的十八大后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不难发现其共同点都是被所谓的朋友“拉下水”。
亚文化必然导致亚健康，亚健康可能就会演变成不健康。如果任由“腐败亚文化”流行，社会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将受到严重破坏。“如果地球上没有一口干净的空气，没有一口干净的水，人类也是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最近上映的电影《美人鱼》中的对白。社会生态亦如此，“腐败亚文化”的蔓延，是很多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如果社会风气遭到污染、社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最终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治理：久久为功需始于足下
“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现在有理的也到处找人。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老百姓要办点事多么不易，不打点打点，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一定要扭转过来！”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这番非常接地气的话，讲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腐败亚文化”的形成日积月累，扭转这种不良风气，必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长期战斗”，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当前就无所作为、要坐等时空流转。相反，只要抓住问题要害，对症下药，定能大有作为。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当前，“腐败亚文化”之所以蔓延，根子在党内、在干部。正所谓，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清正严明，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破除各种潜规则，遏制“腐败亚文化”蔓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系统的党组织应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直面问题是勇气，解决问题是水平。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贺龙栋认为，虽然说服、教育和引导是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方式，但是要保证道德建设真正取得成效，还需要制度伦理的关怀和支持。因此，能不能完善制度体系，扎紧规范办事的笼子，管住任性的权力，挡住求人的，解脱办事的，既体现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要求的决心，也考校其能力和水平。
同时，要在全社会倡导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零容忍”的廉洁价值观，挤压“腐败亚文化”的生存空间。有的人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对腐败的认知畸形、扭曲，对反腐败认识存在偏差，带来的重要警示就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有专家建议，应进一步统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形成合力，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反腐倡廉观念，摒弃错误认识，在面临找不找、送不送的“心理困境”时，做出正确选择。
这其中，广大党员干部应带头做表率，树立良好的家风家教。党员干部要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准则》《条例》为契机，追求道德高线，坚守纪律底线，强化规矩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公道正派、谨小慎微。“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坦荡做人、谨慎用权的党员干部越来越多，来找来送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少。”一位网友说。
究其原因，还是自私心理在作怪。有的人贪得无厌，喜欢挖门捣洞、请托送礼，抄近路、走捷径，总想多占资源、不劳而获，他们指责腐败，实际上是羡慕腐败，眼红腐败带来的所谓“好处”，而自己却没有腐败的机会，只不过借指责腐败发泄自己的羡慕嫉妒恨罢了；有的人爱慕虚荣，总想高人一头、强人一等，遇事好找关系，以显示其能，他们指责腐败，是一种“不甘落后”的做作和“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还有的人盲目跟风，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见别人送礼，自己也跟着送，生怕不送会被“穿小鞋”，聊以“花钱买安全感”自慰。
可能有人不以为然，“送个礼”“走个后门”，三次两次的，怎么就助推了腐败亚文化。殊不知，“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你一次，我一次，长期下来，习惯成自然，自然变风尚，最后便积重难返。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说，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塔砖放在自己家中，凡事必保平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那些有事要解决，不走正常渠道，而去送礼找关系的人，无论是什么心理，理由是多么冠冕堂皇，实际上都是在“挖雷峰塔的塔砖”，稀里糊涂成了腐败的“帮凶”。社会在这种遇事“送礼找关系”思维推动下，久而久之便养成“不送礼就不办事”、“送礼多就先办事”的恶习，发展下去，“拼礼”“拼爹”之风盛行，腐败亚文化便由此而生，普通老百姓办事因之难上加难。所以说，腐败亚文化的“石头”搬起来，砸伤的正是公众自己的脚。
实际上，很多时候，“送礼找关系”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比送出去的“礼”还要高。譬如，开车闯红灯，按照交通规则应该扣6分、罚款100-200元。闯红灯后绞尽脑汁找人“铲分”，请人吃饭送礼，外加搭上的人情，“成本”要远远高于区区6分、几百元钱。而且，有很多事情按照正规渠道就可以解决，根本无需送礼托关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大大拓宽了公平正义的“阳光大道”，增加了搞不正之风和腐败的成本。如果还按照惯常思维去做，污染了难得好转的政治生态不说，一不小心违反有关规定，不论送礼者，还是受礼者，都将付出代价。
所以，为净化政治生态计，为公众自己的利益计，对待腐败亚文化，每个人都不可作“壁上观”，都应从我做起，自觉抵制、勇敢说“不”，坚持走正道、避邪道、堵暗道，携手共创利国利民最终利己的良好风气。印度诗人泰戈尔讲过，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就让我们大家共同播种抵制腐败亚文化的行为，收获腐败成为过街老鼠的命运吧。 （尔东）
人情指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交际往来。重感情、讲人情无可厚非,过去说人有“人情味儿”那可都是表扬的话。可是慢慢地，人情却变了味，特别是掺杂过多利益交换之后，更是变得复杂沉重。正如文天祥在《送僧了敬序》中所感叹的，“姑与之委曲于人情世故之内”，意思就是不得不虚与委蛇，应付蹉跎，比较深刻而又形象地描述了人们为人情所累、为情面所困的窘境。于是，也就有了 “不能不讲人情”“抹不开情面”这些貌似理直气壮的说辞、托辞。
人情到底该怎么讲？情面是抹不开还是不想抹？有的抹不开是脸皮薄，有的恐怕是舍不得人情中包含的利益。看病要找人，孩子上学要找人，调动工作、职务晋升要找人，找人哪个是空手去找? 更别说商业领域里企业的“拉关系”。拉关系哪有那么好拉，动辄上万的高档宴席、带着金条的月饼，岂是能随便 “意思意思”的？当人情与权力、地位、资源、利益挂钩，就演变为令人心冷的一种交易载体。
正是因为有了利益交换，才有了人情的变异；正是因为有了对利益的贪婪，有些人才会对人情“情有独钟”。更有甚者，假借同窗、同乡、同僚、战友等由头，把人情织密，结成一个个固定的小圈子，彼此之间行着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蝇营狗苟的勾当，成为一个腐败共同体。人情在此中就成为一个穿针引线的皮条客，成为一块名正言顺的遮羞布，好让“吃相”不那么难看。由此可见，有些人的讲人情只是个幌子，乐于此道者不是人情抹不开，而是贪欲抹不平。
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人情，虚伪又凉薄。它有明确的指向，就是冲着手握权力的部门或人物，只要对方有点权力、地位可用，没关系也要想法拉上关系，远房堂兄的七舅姥爷也要追过去，攀附为“干爹”“干姐”也无妨。一旦权势散去，这种人情就如海市蜃楼，前一秒还美轮美奂，后一秒就化为乌有，让人禁不住要为“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古语的凝练深刻而唏嘘。
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人情亦是毒药。古人说，小人之交甘若醴，甘若醴的人情世故是糖衣炮弹，尝着甜蜜，腐蚀性却强，吃多了就会上瘾，就会为继续吃下去找借口。你看十八大以来的“大老虎”，有多少不是因为与老板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自我感觉良好地“讲义气”而逐步堕落，把党纪国法道德良心统统拿去送人情，最终陷入腐败的深渊？
中国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国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维系我们社会的一个纽带。中国传统的人情价值观，所推崇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贫贱之交不可忘”那样的人情，所赞赏的是奉献式人情、怜贫惜弱式人情、见义勇为式人情、雪中送炭式人情，所鄙弃的是势利式人情、买卖式人情和沾满铜臭味的人情。党员干部更应带头作表率，自觉抵制利益性、目的性的人情往来，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引领社会风气。 （柴杰）
“营养不良”者，按照医学解释，是指长期不能摄取适当数量、质量的营养素，导致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等。引申开来，法规制度的“营养不良”，主要指法制之网织得不够密，对一些不良行为，或者要求过于宽泛，或者干脆就没有规范，导致规则不清、制度不明，让人无所适从，各种“潜规则”乘虚而生。法治精神缺“钙”者，顾名思义，主要指目无敬畏、有法不依。现实中，不少人迷信“关系学”、崇尚“官本位”，“信访不信法”、“信人不信法”等等，便是法治精神缺“钙”的表征。由此衍生出遇事托“门子”、闯祸找“李刚”等诸多腐败亚文化的怪现象。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在于法之不行。治理腐败亚文化，增加法制“营养”和补强法治精神之“钙”，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后者。这是因为，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心中无原则，手中无尺度，就算做了一桌满汉全席，自己肠胃不吸收，照样会“营养不良”。“一切重大的法律，并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是铭记在公民的心中。”法规制度具有滞后性，不可能穷尽所有不良行为。而且，即便法规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法治精神、规则意识作支撑，所能取得的效果也有限。因此，治理腐败亚文化，必须大力补强法治精神之钙。
补法治精神之“钙”，需要人们将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首先，营造震慑氛围，让公众心存敬畏。经验表明，如果违法违规成本高，或者受到制裁的可能性大，个体则倾向于遵纪守法。比如“醉驾入刑”，公安机关强化抽查，媒体大力曝光，曾经较为普遍的“任性酒驾”现象，有了明显改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日渐深入人心。其次，劲吹诚信之风，涵养守法意识。一个社会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强化社会成员的行为规则，更要通过诚信意识、职业操守、自我克制、礼貌谦逊、遵章守纪、权利义务意识等等，来强化法治意识，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形成人们内在的心理秩序。再者，健全激励机制，让遵纪守法者获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制度，让人们从依法依规办事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大家就会增强运用法律武器、按照正当程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同时也会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治精神从来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虚空、飘忽不可捉摸。相反，它从来都是在生活世界的细节中见微知著，可查可考。按照中央部署，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锲而不舍抓法治精神强化，才能用法治文化的清风吹散腐败亚文化的雾霾。 （张占林）
柳林 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车延高 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邓联繁 湖南省廉洁学与巡视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对待腐败亚文化，应辨症施治
记者：中医有一个重要理念叫辨症施治，它既关注病症本身，更关注引发疾病的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还注意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的不同症状，用不同的方法治理病症。对待腐败亚文化，我们是否也应辨症施治、因病施策？
车延高：腐败亚文化作为一种病态文化，外观其症，至少有三种表现：首先它是一种杂症，究其成因，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中“官本位”、特权思想等“内毒”作祟，也有西方利己主义思想“外寒”侵蚀，其病因病灶较为复杂；其次它是一种重症，既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手握权柄者，也有对腐败形成“双重人格”的社会公众，他们事不关己时渴望清正廉明，对别人搞腐败义愤填膺，涉及个人利益时，却认为是情有可原，自当网开一面；再次它是一种顽症，有着积习甚深的文化基因，而且与各时期政治生态关联紧密，即使一个时期强行斩断，后期也极易反复。
强世功：对待腐败亚文化，必须置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来思考。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转型期，即从小农社会转向工商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人情社会转向规则社会，从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这个大转型不仅是利益格局的大转型，也是价值观念的大转型。腐败亚文化就是在这种大转型背景下蔓延的。如基于熟人社会的狭隘人情观往往把为亲戚、熟人和朋友违规办事走后门看作是有“人情味”，而把公私分明照章办事看作是“六亲不认”。另外，社会大转型还意味着规则处于不稳定易变化的脆弱状态，当脆弱的规则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一些人铤而走险也就不足为怪了。
柳林：腐败亚文化的存在还反映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我们是一个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小农意识沉淀于人们的基因中，时常左右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在反腐败斗争中更易折射出这一固有陋习：一方面，渴望自己能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腐败中获利；另一方面，又对别人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希望其他人都规规矩矩，这些人支持反腐并非出自对正义的信念，而是因为没有享受到可以腐败的特权。
许燕:心理学研究发现，当公众对一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感知越高时，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低，进而导致公众违规行为的增加。因为当公众认为社会上腐败成风时，对于政府能够按照正常的法律渠道办事的预期就会下降，从而可能更多地选择通过违规行为来办事，无权就送礼，有权就受贿，反正法不责众，进而形成腐败亚文化。腐败亚文化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只不过在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整治腐败亚文化，要打好组合拳
记者：“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治腐败亚文化，首先应从执政党的党风抓起，打好组合拳，对一些潜规则坚决说不，扼住腐败亚文化的“七寸”。可否从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方面谈点看法？
车延高：治理腐败亚文化，关键要实现党风与民风的良性互动，将党的作风建设、价值观念和优良传统与社会层面的倡导行动结合起来，促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整肃党内风纪向社会风气治理延伸。要以党风带民风、以民风促党风，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深入挖掘家风、社风中的有益元素，推动主流文化作品的原创，培育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风气，使党内反腐获得更强社会认同，共同推动腐败亚文化的治理。
强世功：整治腐败亚文化，要巩固和发扬公私分明的廉洁文化。在现代社会，公私划分的界限是法律、规则和规矩，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现代法治手段来巩固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分明的廉洁文化，一切按法律、规则和规矩来办理。这样既可避免不切实际的高调主张，更可避免将人情、私情庸俗化、腐败化。
许燕:腐败亚文化中的一种典型形式是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滋润”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成为各种腐败问题的链接与枢纽，大大提升了腐败的运行效率。一项关于腐败者心理链接效应的研究显示，腐败者与保护伞之间具有心理链接效应，当腐败者头上有保护伞时，会更猖獗地实施腐败行为。严肃查处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违纪行为，以刚性的纪律和优良的党风割断腐败亚文化传播的脐带，特别是阻断各种关系网中的社会“心理绑架”，有利于建立公正有序的社会关系网络。
把治理腐败亚文化当成系统工程来抓
记者：治理腐败亚文化，需要从更高层面、更广视野对一个时期的党风政风、国家法治、社会层面进行系统设计，进一步拓展主流文化的认同、传播路径。这样做能否使其内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车延高：要从对党员干部固本培元入手，强化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教育，强化党章意识、党规意识教育，注重挖掘传统历史文化、革命历史文化中的廉洁文化予以弘扬，持续传播正能量，运用传统载体和现代媒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逐日浸染。要刚性执纪，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旗帜鲜明地向“苍蝇式”腐败说不，以铁腕执纪的力度彰显制度的刚性和党的价值取向。要应时“立规”，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将一些新的腐败现象纳入治理，用党纪党规对于文化变异行为进行规制。
许燕:针对腐败亚文化的治理，要转变公众的社会规范观念。依据社会规范焦点理论，人们依据不同的社会规范观念会对腐败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持有描述性社会规范的个体认为别人都在腐败，“无官不贪”的观念更易产生腐败感染行为；持有命令性社会规范的个体会按照道德、法律或价值观规定的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有效的治理措施就是将描述性社会规范转化为命令性社会规范，这种文化信念的建立有助于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时，对腐败行为的严惩可以激活“不能腐”的命令性社会规范，进而对个体腐败行为产生强大制约。
柳林：治理腐败亚文化，根本还在于发展。以香港为例，进入20世纪60年代，香港制造业异军突起，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港府有了完善公共服务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和基础，并围绕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腐败等深层次社会问题，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综合治理。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香港进入整体城市化，人们开始享有了养老、医疗、教育等较健全的社会保障，摆脱了为生存而挣扎的状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香港在大刀阔斧的治理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腐败现象，还是腐败亚文化现象，其存在的原因更多是受历史发展的局限，治理腐败亚文化，根本还是要发展。
邓联繁：一方面，正风反腐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加大治本力度，强化不能腐、不想腐。要将明规矩与硬纪律挺在前面，加强和改进党务、政务等各方面的信息公开，让腐败亚文化无处可藏、无用武之地。
强世功：铲除滋生腐败的亚文化，关键在于培养滋养廉洁的新文化。在这项系统工程中，核心在于紧紧抓住党的领导干部这个群体，要注重从德治和礼治入手，把理想信念与党内政治规矩有机结合起来，把个人道德修身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把领导干部的个人修身齐家问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问题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天下”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培养出滋养廉洁的新文化，最终赢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铲除腐败亚文化，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记者：二战时有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牧师写了一首著名的诗，讽刺社会对纳粹主义的沉默：“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对待腐败亚文化也应借鉴，如果大家都不发声、不制止，甚至甘当腐败亚文化的拥趸，那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这种文化浸润下既侵害别人，也被别人侵害。请问对此现象有何见解？
车延高：面对腐败亚文化，社会所有成员既要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又要知行合一，坚决反对不正之风，把腐败从有人爱吃的“臭豆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鼠”。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形成推动社会风清气正的强大力量。相反，一事当前，立刻想到自己能否从中获取什么好处，或者能找什么人“搞定”；面对一些请客送礼等不良现象和风气，不是站出来抵制，而是退避三舍明哲保身，甚至推波助澜乐此不疲……那么铲除腐败亚文化必将成为一句空话。
邓联繁：铲除腐败亚文化需要人人动手。首先，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把廉洁作为从政底线，按照廉洁从政的要求，管好自己和家属，带好队伍。其次，社会公众人物也要严格自律，在廉洁社会建设中多发声、多出力，多贡献廉洁正能量。最后，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树立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观念，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亲近廉洁，远离腐败。
许燕: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是决定腐败能否长期繁衍的重要文化因素。心理学研究发现，对腐败的道德许可影响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党员干部对自身腐败行为的道德许可主要是以政绩换取腐败行为，认为功可抵贪，觉得自己有腐败的资本。公众对党员干部腐败的道德许可也是源于其政绩而容忍其腐败行为，由此形成了容忍腐败的社会土壤。这种错误的道德许可，会将腐败行为合理化、常态化，由此走后门、拉关系，搭便车，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就会日益流行。无论是铲除腐败现象，还是治理腐败亚文化，社会所有成员都要纠正错误的道德许可，做到对腐败零容忍。
根治腐败亚文化，需久久为功
记者：“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根治腐败亚文化现象，需要一个“抽丝剥茧”的长期过程，必须下足谋一时更谋百世的功夫。可否就此问题谈些看法？
柳林：一要踩着不变的步伐继续正风反腐，保持震慑，扩大不敢腐的效果，以此打破奉行潜规则必定得好处的定律。二要加强宣传引导，让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不都是体制机制问题，更要关注根植于我们文化土壤里的思想基础，从自身查找原因，并自觉加强品行修养，提高思想境界，逐步消除功利主义和小农意识的侵蚀。三要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使更多的人能尽早享受到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基本保障，实现发展阶段的新跨越。
车延高：根治腐败亚文化，要咬住不放、一寸不让，反复抓、抓反复。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国家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之中，做好充分的思想、制度、力量准备，长远布局，统筹谋划，使破除腐败亚文化的战斗能够得到不同方面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真正做到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强世功：根治腐败亚文化，不仅要从严厉打击贪腐入手，更要从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入手。针对每个行业的具体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的定位，解决其思想价值观念和职业伦理操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根治形形色色的腐败亚文化。
许燕:根治腐败亚文化需要长效机制的引入。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消除“反腐运动论”、“反腐权谋论”等负面社会文化表征，这种社会文化表征产生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感受，作为群体共享观念，是群体成员交流和沟通的基础，也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对反腐社会表征偏差的矫正被视为保证反腐败斗争正面效果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加强党性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思想上杜绝腐败亚文化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