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从严治党“忽如一夜春风来”，既刮进了三尺庙堂，撕破“刑不上大夫”的旧弊，同样也涤荡在群众身边，培植着服务百姓的良基厚土，不仅净化了政治生态，更提振了党心民心，由此可见，党风民风实乃标本相随。在新形势下，以党风促民风，应瞄准“四个视角”：
一则修用人之道以正党风。治国理政、贵在用人，而用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选人，历来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作用。所谓党风，是施政行为给公众留下的感官印象，是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现。群众看党风、评党风，集中关注的往往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群体，如何用人是党的作风的重要“风向标”。为此，抓党风必须聚焦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干部“动议”开始，实打实地打破干部工作的神秘感。工作中，要把集体意志、发展需求和群众期盼相结合，把好干部标准融入干部“选、育、备、管”各个环节，真正让分析研判、组织考察和选拔任用过程成为集聚群众智慧的过程，成为群众表达意志的过程，确保群众意见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占有相应权重。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才会始终保持公仆本色，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随着干部选任流程的公开透明，“带病上岗”、“突击提拔”、“近亲繁殖”等问题就失去了寻租空间，那些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进而以勤勉作风带出淳朴政风民风。
二则明政商之规以塑党风。自古以来，为官与经商始终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议之中，众说纷纭、不一而同。进入新纪元，党中央在深刻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新理念。对于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做出清晰界定，那就是“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这一注解，为各级干部把握和处理政商关系提供了根本依据。细数反腐历程，诸如“李拆诚”、“扒市长”、“季挖挖”等公众熟知的反面典型，又有哪个不是在政商关系中迷失了自我，台上台下双重幅面孔，人前人后行为迥异。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官者不自持，被名利诱惑拉下水是迟早的事，以致一局一域乌烟瘴气，个别地方甚至“塌方式”腐败。如此官风，焉能带好民风？诚然，有些问题属个案，但积弊背后政商关系的扭曲决非一日促就!故此，为官与经商必须泾渭分明，掐断官商利益输送的明渠暗道，是治党所需，是执政之道，更是民心所盼。医此顽疾，要坚持德治为先、纪在法前，引导鞭策领导干部常思己过、守土尽责，自觉管住手脚、管好身边人，让干事者免受既得利益集团牵绊，干出新气势，传递正能量。
三则纠四风之弊以净党风。在历经教育实践活动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的引领推动，全党在纠正“四风”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树新风呈现出在巩固中坚持、在坚持中巩固的良好局面。但“四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纠风之难，难在既要治“表征”，更得治“未病”。当下，纠治“四风”，要聚焦盯紧那些掣肘改革发展的、群众反映强烈的深层次问题，什么事情紧要就集中研究解决什么事情，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对组织而言，要充分用好用火日常考核、定期考核、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有利武器，让纪律规矩无处不在，常扯袖子、定期体检；对个体而言，要坚持围绕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党纪党规抓教育，让“三严三实”要求内化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升。通过内外兼修，让那些只对上负责、漠视民众呼声的行为得到遏制，让那些离群众过远、高高在上的干部有所警醒，为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赢得主动、奠定基础。
四则紧制度之笼以严党风。制度千条万条，执行不到位都等于白条。总体看，各个层面的制度可谓不少，但如“中央八项规定”一样管到位、严到份的并不多。而“八项规定”也不过寥寥数语，却在党内外产生深刻影响。可见，制度的生命力不在多，而在于严而管用。实践表明，好风气并非凭空而来，既是带出来的，一如文天祥之忠正、林则徐之忧国，皆因品格和作为而濡染众生；也是管出来的，一如延安整风运动、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严抓严管，切实把党员干部的言行规范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扎紧制度的笼子，可谓揪住了作风建设的“牛鼻子”。于事业而言，制度落在纸上、挂在墙上、讲在会上，不过是前提和基础。古语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制度要落地见效，抓落实是重点，关键取决于干部。从党的作风建设需求看，要注重把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渗透到制度落实过程中，加强事前、事中、事后跟进，统筹发挥组织、社会、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确保每项制度都责权明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唯此，才能有效避免好的政策、好的制度卡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努力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民风。
好风气是事业发展的“软实力”，更显攻坚克难的“硬功夫”。作风建设是一项永续性工程，必须抓住关键、上下联动、持续用力，只有这样，方能做到标本兼治，实现党风民风的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