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颐养人格

自然生态不仅是人类生活生存的对象，也是人类审美观照的客体。对自然生态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生自由的抵达，使人性人格从物欲和功利中摆脱出来，升华为一种自在自为、逍遥洒脱的人生意境。这是我国传统美育理论审视自然生态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也是为当下国人倾慕与向往的价值追求。

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自然生态的特征是自在与自由的结合与统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庄子的《逍遥游》告诉我们，理想人格是于自然生态中通过闲适悠然加以实现的，与人间群寰没有任何瓜葛。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缺憾与不足，就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的脱节分离，人类以挥霍自然生态为代价，逐步遁入世俗歧路，成为外在礼法的仆役，泯灭了提纯内在美质的欲求。西汉时辞赋家枚乘在《七发》中曾虚拟了一位沉溺于骄奢淫逸状态下的“楚太子”罹患疾病，症状为“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于是“吴客往问之”，探视其病情后首先指出，楚太子的病绝非药物针灸所能诊治奏效；随后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方面启发诱导楚太子，调整矫正他的生活观念，使他知道在物欲生活之外，还有更美好的自然生态令人心驰神往；使他明白巡游田野能够改变慵懒怠惰的陋习，观赏湍流波涛能够“发蒙解惑”，从而使楚太子“据几而起”，振作醒悟。

自然生态之美不仅呈具欣赏价值，而且在礼法居主导地位的专制社会中，还具有抵御萎靡颓唐、颐养独立人格的意义。例如魏晋时期，政治浑浊，社会浮躁，许多士人不满于当时统治者的颟顸昏聩，将心思和情趣寄寓于文艺纵情于山水，以此陶冶品性化育人格。士人所居处的江南秀丽山水，也为他们涵育超凡脱俗的人格提供了有利条件。士人对自然山水的体味和感悟，已经超越了两汉时期的“比德说”，而与更深远的审美人生相联系，成为建构人格的津梁。阮籍在《达庄论》里说得非常清楚：“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游放流连于自然山水之中，心境洁雅，有组织地催发了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梁代博物学家陶弘景赋有一诗，是应齐高帝萧道成征召而作的，诗中写出了自己以山林自娱的志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此诗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陶弘景博取“山中宰相”名声起到了加分作用。就人的审美心理过程而言，当人们驻足秀丽山水观赏旖旎景色时，主客体就会吸附互洽、融为一体，从而也就淡化了欲念驱役与功名束缚，自然生态美对人格美的熏染陶冶，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较之汉代“比德说”更富于人文精神。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在田园风光的沐浴交融中，摆脱了俗世羁绊和利益拘囿，获得了甘醇清逸的人生感受，“俯仰终世界，不乐复何如？”北宋文豪苏轼极为褒扬和推崇陶渊明的高情远趣，并将这种人格风范融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在《文说》自叙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

自然生态之美铸塑升华着人格，也洗涤净化着饱受现代文明袭扰的人类心态。一位曾横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记者在游记中写道：硗瘠和荒凉是沙漠的主宰，最可怕的是缺水，更可怕的是它的一望无垠，对于疲惫不堪形容枯槁的旅行者来说，它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而沙尘暴一旦形成，就呼啸着咆哮着，遮天蔽日，其威力能把大地连根拔起，它的狂暴正是“上帝的愤怒”……倒毙在沙漠里的人、马、骆驼变成了一堆堆狰狞的白骨，秃鹫在高空盘旋，不停地寻找动物腐尸，一只荒漠狐蹲伏着，鼻子还留着几小时前猎物的鲜血。千百年来，进入沙漠的探险队、商队、寻宝者、劫匪、朝觐者络绎不绝，心怀的目的个个不同，吸引他们的也许不是湮没的文明、黄金宝藏和别的什么，而恰恰是沙漠令人恐惧的魅力。这是一位当代国人在类似于庄子所描述的远古洪荒时代的自然环境下，对人际生存状态的记述和感怀。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化美育思想中对于自然生态之美与人格建构的话语体系，大体上是与时下国人思维相对接的。对“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这一命题的探寻和求索，我们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到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讨取秘方和要诀。（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