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心清明 让生命美丽
清明的早晨。春天的石阶上，通往街道和河流的那道铁格栅门反复响起然后归于平寂。陈若林老人家知道这是楼上楼下如他一样老的老人们惯常平凡生活的复始。这复始看上去若一个日子和又一个日子的叠加，而其实，日子，是夜的梦醒，河水的永逝不再，万物的消与长，生命的诞生及其死亡……而无论怎样，阳光每天周而复始，在相同的时刻照临同一片楼屋和同一片窗玻璃。陈若林喜欢在阳光与窗玻璃交织的那片温暖里凝望与他隔着石头、树木、花草的那条河流。他熟知河岸上正对着他家窗玻璃的那四棵玉兰花树，花开各有时。其中三棵开白色的花，那白色典雅、素朴、大方。一棵开红色的，红得庄重、高贵、不轻浮。人老了尤爱发生在春天里的这些美丽美好的事物。在他的心里，人也如自然里的花草，生死亦各有时。可是，当人死后，就再也不能为自己做什么决定了。他有一个美丽的愿想，这愿想跟自己的临终和死后有关，这愿想，在他的心里埋藏好几年了……
有时候，他凝望被风吹拂着的柳树梢儿的时间超过对玉兰花树的凝望，因为这时候，光阴，在摇曳的枝条和水波纹之间拨开了另一道门：一道虚掩着的、经岁月的剥蚀虽破旧但仍存着傲然筋骨的老旧木门：透过那道窄窄的光影里的缝隙，他看见小小的自己就站在故乡三月的细雨里，细雨斜斜地淋在青石板上，再沿着青苔那层层的记忆汇聚到门前的那条小河，河水清且涟漪。信手翻开河岸边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总能看见石头的下面住着各样的石蟹。除了石蟹，河里还有好多的小鱼和小虾，它们构成童年生活里最有趣的回忆。青苔的记忆抑或就是儿时的记忆？它们永远保持原初的色泽，新鲜，不衰老。其实，他是选择性地记住好的有趣的，也是选择性地忘记生命中曾经的不幸和不快乐。
1926年，他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破落的地主家里。父亲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有些迂腐，有些固执，还有些自私。在他出生的时候，父亲请人看了他的生辰八字，听那人说他克父母，父亲便将刚出世的他送到了舅父家。从此以后，没人记得他是在哪一个月份哪一个日子里出生的。在他的人生履历上，参加工作的第一次填表里，写着1926年12月生。有人记住了这个出生月。若有人说起他是12月出生，他就自嘲地笑笑说，那是假的，是我自己给自己选下的，因为不知道我真正的出生月是在几月，所以我只好选了这一年最末的一个月。
事隔八十九年，就像静心看一场风雨的来和去，人活一世，要经历多少的风雨，谁还老把一场风雨放在心上呢。他早就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生命是脆弱的，生命是轻盈的，生命，也是坚强的。他坚强地活过了人生的八十九个春秋，心中无法不让自己盛满慈爱、善良、诚实、正直和感恩。人活七十古来稀，他都活到八十九了，这该当托父母的福吧。如此，对父母，他也只有感恩，并无抱怨。
舅父对他的管教并不很严，他让他在自由和独处的寂寞中成长。小孩子天性喜欢玩耍，他常常跟小伙伴们一起上山玩，山上有不同的鸟在不同的叶片上鸣叫，小溪里漂着落花，小鱼儿有时就藏在落花的下面。山中崖石上有一种绿色的苔菌，它们低调地蜷缩着小身子依附在石壁缝上，不知道是哪一个小孩子最早发现，把那蜷缩的小苔菌用手揭下来，放逐到溪流里，它们就张开来开成大大的一朵绿花，小时候的他迷恋这件事，他自得其乐地在山石和溪流间跑跑停停着，他看那一片又一片卷曲的苔菌瞬时在水里开出硕大的花朵，简直就是一件神奇而又最为美妙的事情。它们一朵又一朵，不分先后，顺流而下，他不知那些花朵最后的归宿，他也不知，它们是否也如有根的花草那样终有凋谢的一个时刻？他长大成人之后，也曾试图再找到那些能够遇溪水就能开花的纯净自然的苔菌，可是，在故乡的山山水水里，再也没有找见它们。也因此，在他的心里生出许多的哀伤和感叹，美好的，都是易逝的。故乡的山上，结又红又大又酸甜可口的杨梅，每年杨梅下来的季节，他就自己动手给自己编一个小篮子，把买来的杨梅装进小篮，挂在蚊帐里，他就躺在装杨梅的小篮子下面，看着又红又大的杨梅，是一件令人醉心的美事。他会在馋得就要流口水的时候起身够一枚吃。那一份童年时唇齿里的甜香，如今，每每闭上眼仍能回味出来且让自己流出贪恋的口水呢。他在舅父家长到十几岁，在那里上学。小学校离舅父家很近，学校的旁边紧挨着孔夫子庙，小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要拐到孔夫子庙去玩一玩。后来，小学校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没了，多年以后他回老家，再也找不到当年小时候小县城的模样了。
这一生，他从不心存奢望也不希冀占有什么，有饭吃，有衣穿，俭朴地过生活，就知足了。中国还有句古话叫“随遇而安”，可是，有几人能做到随遇而安呢？人们永远不满足，永远在追求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宋朝的大诗人苏东坡有句名言：“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人生就像江河的流水，一去永不复回。人老了就爱回忆，可是，记忆里的一切，恍如烟云一般，了无痕迹。被炸毁了的小学校，慈爱的舅父，祖宅，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外婆，门前的小溪，山中那一片放到溪流里就能开花的苔菌……生命里曾相依的一切，说没就是永远的没了。而另有一些精神品质里的东西却像血脉一样留存在他的生命里：一个人不是自己活好了就是好，还要有助人济困的一颗善心和匡扶正义之责。这些简单而又直白的道理和思想，就像美丽的种子植根于一个小孩子的内心。它们，是围绕着他生命的另一种光芒。
……
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从电视上看到失学的小孩子没有书读那孤独无助的目光，他真心急。他们，就像他小时候喜读书痴迷地读书的那个好年龄段。他想他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他前前后后捐过好多次款，可是，他老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那时候，正赶上他们一家住了几十年的煤渣胡同仅有15平方米的那间小平房拆迁。他打定主意要用手里的那笔拆迁款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悄悄地给灾区有关部门写信，恳切表达想给孩子们捐书的意愿，他在信中希望得到灾区小学校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虽然他已是八十多岁的年迈老人，可是，他一点也不服老。他要把一件事做好的执着，真有点像《阿甘正传》里的那一个克服重重困难、勇往直前的阿甘。他自知体力已大不如从前，可是，想到那些单纯可爱有着明亮眼睛等着书读的孩子们，他一趟一趟地跑西单图书大厦。在少儿图书区域，他一本一本地记录挑选，抄下了两百多种从小学到初中范围的启智类书籍和各种工具书目。他快乐而又不辞辛苦地徜徉于新知识的海洋里，那些书，在他这个饱读过古今中外许多书籍的老人的眼里都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有趣。他想，孩子们一定会很需要也会很喜欢。当他先后得到了汶川、北川、青川教育局相继回信后，于2009年6月始，他花去了28万元拆迁款购买了无数种图书，无偿捐给了灾区的66所小学……
在北京，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他跟妻子靠退休金生活。一儿一女都是工人。儿子是北京长途汽车公司的一名司机，收入低，工作辛苦。女儿退休后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在外面做小时工贴补家用。28万元，对于这个从战争年代里一路走过来的老人家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产。他记得他跟着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参加革命的那一年，他的身上只剩下了两块银元，在路经杭州的一个小摊上，他看见了齐白石画的一只小鸡在鸡笼旁边觅食的画很有趣，真有呼之欲出的灵性美。因为喜欢，他拿出一块银元买下了那幅画。买完画他的口袋里就只剩下一块银元了。到上海后，他跟那一批进步青年是被组织安排进华东革命大学的。可是他一进上海就看见上海交大正在报名招生，此前他在宁波高级职业学校是学机械的，那时候的读书理念是：有一技之长便可走遍天下。他觉得丢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有些可惜，他问了人家报名费多少钱，人家要一块银元。他的口袋里就只有一块银元了。他在报名的地方站了许久，还是忍不住把最后的一块银元交给了人家。当然，他回到华东革命大学被组织狠狠地批了一顿，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批他的话：革命不是旅馆，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个时候，他是真正的无产者了，身无分文。他内心想读书，可是，没有钱也就无法再去读书。但他一直庆幸自己那个时候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无产者，也因此才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生命，从来就不占有什么，它是理想、信念的关怀和慈爱光芒的环绕以及照耀！在他书屋的墙壁上，贴着一幅他写给自己的座右铭：占有金钱不等于享受，分享金钱不等于失去。裹尸布上并无口袋。懂得此话不难，真要做起来不易。他正是按照自己的座右铭践行生命中能够秉持的本分和美德。他把自己仅有的那些钱花在了更需要他帮助的那些孩子们身上，而他，给自己多花一分一厘都舍不得。他现在的住房，是1988年搬进去的，为了节俭和节省，他们并没有花一分钱做装修。有两件家什还是他1954年从重庆西南公安部调京时带过来的，一个小木箱子和一条毯子。这些旧家什在幽暗的过道里沉静地伴随着他们，它们，是旧日时光里难以忘怀的记忆。墙面是他跟老伴用排笔一下接一下刷出来的。如今，它们已由白变成了老旧的暗黄，有些地方已被磨脱出深浅不一的沟壑划痕。水泥地面当年也是他们老两口蹲在地上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将粗糙磨平磨光的，站在它们坚硬如初的表征里，你一点也不会感到冰冷冰凉，因为那被磨得发亮的光滑里，一点一滴都是最温存的记忆，它们分明透着一对老人生命里饱含着的温度和他们对生活始终如一的珍视和热爱。2007年公安部给住房未达标的老同志调房，他家是有机会调到又新又大比现住房更好的房子的，可是，他主动放弃了。他说，我的房子够用了。
在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里，有一个词是“洪福齐天”。无论是先人还是今人，有一类人是很喜欢聚敛财富，追逐“洪福齐天”的。孰不知，一个人即使躺在齐天的福果里，却日日都在担心这福果会不会风一吹便云一样飘散不见了，所以人心才会不净、烦恼、悲愁、忧伤。在他的眼里，这不是福。
“够”便是知足。人活一世，若能耐住寂寞、诱惑、欲念；耐得住清静、清贫、清苦，让自己活得清明，便是真正地在人生更高远的一层境界里乐享一份清福。这清福便是所谓的“知足常乐”，“常乐我净”。“我”，便是那个放下了功名利禄贪嗔痴想妄念的“真我”吧。
他打定主意要在临终时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疗卫生部门供教学研究之用，并更愿意在临终时，将自己身上可作医用的器官无偿供给急需此种器官的患者。他想，人活着的时候要活得有精神，人死后，身体不过就是一具臭皮囊，不如捐了。这是当生命走到尽头，他能为他热爱着的世界和人们所能做的最后一点微小的事情了。他本来不想麻烦组织和任何人，可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死后还能如愿料理自己的死后事宜呢？他悄悄了解了一下，光器官捐献就要填很多的表，还要找接受单位，接受单位找到了，人家还要跟捐献者本人的单位做沟通和对接……手续繁多是他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最终，他给他所在的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第四支部写下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已过86岁，近年来感觉体力日衰。虽老病而死乃自然规律，但我觉得老、病、死的问题是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了。所以平时看报刊，看电视，对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注意，逐渐也就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此，要在我头脑还清楚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和心愿说出来。
死亡是一种正常进程，谁都逃脱不了……
人死后，有的土葬，有的海葬，有的火葬……我希望自己在离世时，将遗体捐献给医疗卫生部门，供教学研究之用。我更愿意在临终时，将自己身上可作医用之器官，无偿供给急需此种器官之患者。
医疗教学研究部门在利用我的遗体之后，如有可能将残余物火化成灰，撒于小树苗或花草之下，则物尽其用矣。这是我的一种想法，不是要求。
我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上述内容，作为我的《生前预嘱》已告知我的老伴和儿女。希望家人理解，在我离世后不要违背我的心愿。
关于捐献遗体和器官，请求组织上给予支持和协助。
陈若林亲笔
2013年3月15日
……
这是在春天，日光之下，万物都在生长。向东的窗台上，经他的手侍弄的那棵石蒜已抽出很长的茎蕊开出淡淡的白色小花。人生其实也如花草树木石头一样自然平凡。可是，当他从电视和报刊上看见许多人不惜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为自己买一块墓地时，他摇头，他叹息。为自己，他舍不得。在他的心里，人人若都活得简单，活得清明，死也便可以成为一件简单而又美丽的事情。
是的，他要做他能做并且正在做的，就是：让心清明，让生命美丽。
陈若林，公安部离休干部。1926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参加革命。早年在西南公安部工作，1954年调入公安部经济保卫局，之后调入中央政法委。（胡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