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村主任，贪腐过亿元。”这是记者近日在陕西西安发现的一个基层“巨贪”案例。东滩社区是西安市南郊一处城中村社区，由原东滩村村委会改制而来。2014年底，社区主任于凡因为巨额贪腐被西安市雁塔区纪委立案调查。据报道，自30多岁在换届选举中当选村主任后，近10年经营，于凡把持了东滩社区的大小事务。他以土地开发权为筹码，向开发商提出“进贡”要求，涉案金额累计高达1.2亿元。

“苍蝇身子老虎胃”。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队伍中“小官大贪”问题比较突出，个别人以“官小胆大钱多”著称，疯狂攫取社会财富，啃食群众的切身利益，横行乡里，肆意妄为，一夜暴富，富甲一方。其贪腐胃口之大、涉案金额之巨、敛财手段之卑劣，让人瞠目结舌。村主任于凡贪腐过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典型，一直以来有关例子屡见不鲜。

比如，“煤官硕鼠郝鹏俊”，曾任山西蒲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专案组在他家查获的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中，包括在北京、海南等地购买的房产38处，仅北京35套房合同房价款就高达1.7亿元，本人及其亲属的存款达1.27亿元；“官场流寇穆新成”，在任山西忻州市繁峙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期间，“以办案为名敲诈矿老板及官员，收受巨款”，多家媒体报道称其资产过亿甚至数亿；“涉黑警长关建军”，曾任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被冻结资金2.5亿多元，查封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7亿多元；“三最女贪罗亚平”，曾任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被称为“土地奶奶”，在某银行有一个保险箱，里面除多本土地证之外，多为存单，金额达一个多亿，一度被称为“全国级别最低、涉案数额最大、手段最为恶劣”的女贪官；“亿元股长李华波”，曾任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2012年2月，伙同他人鲸吞9400万元基本建设专户资金，之后潜逃境外；“最牛村支书刘会民”，曾任保定市原曲阳县七里庄村村支书，10年间敛财7100万余元，曾一次性收受开发商10公斤黄金；“史上最疯狂的村会计陈万寿”，在任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村会计期间，曾挪用资金1.19亿元，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堪称“小官大贪”中的极品，是“末梢坏死”的典型样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人震惊。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人们一直认为“巨额贪腐”是中高级官员的“专利”。殊不知近年来，“芝麻官”以下的科级、股级，甚至没有行政级别的村官，也分享了这一“专利”，频现“大盗之举”，“小人物”俨然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小官大贪”是如何炼成的？笔者以为，这主要和一定的政治生态有关，从客观上说，基层政权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管控治理的难点，即所谓“鞭长莫及”，容易出现“皮血不活”，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引发“末梢坏死症”。从主观上说，这和地方党委政府对基层干部疏于教育、监督、管理有关，使之长期处于“放羊”状态，以致软弱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养痈遗患，致使个别人有恃无恐、大肆贪腐，甚至顶风作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基层出现“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情况。

如何遏制“小官大贪”？关键要认真落实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层层传导压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单位，全方位为基层干部安装“廉政电子眼”，消除空白点和管控盲区，发现问题，抓早抓小，及时处理，那样基层干部就想腐败都难，不但“小官大贪”能够得以遏制，“小官小贪”也将得到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