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无处不风流

我想起了父亲当年所填的一首《满江红》中的两句，“蜀山苍翠栖乳燕，吴水汹涌撼仇寇”，抒发了一个爱国少年誓欲痛饮倭奴血的悲愤之情。可钦佩的是，重庆人民并没有在敌人的炮火下屈服，他们凛然无畏，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

世界上有两座城市以“雾”驰名，一座是伦敦，另一座是重庆。两座城市我都没有去过，幼时只能从狄更斯的名著《雾都孤儿》里去想象伦敦的风光；直到后来戴安娜逝世，伦敦在我心目中才渐渐远离了那种神秘的境界。

至于重庆，从小就听父亲常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也衍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怀，无形之中与她变得亲近起来。

那已是七十年的如烟往事了。在抗日烽火遍地的岁月里，父亲放弃了祖父为他安排的去美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告别千山万水，流亡大西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度过了峥嵘的青春年华，从此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那一年，父亲才十五岁。从长江边上的老家登上小火轮，逆水而上经武汉向重庆进发。由于是当时的陪都的缘故，重庆遭到敌军的疯狂轰炸，在跑警报、躲防空洞的日日夜夜里，他亲眼目睹不少同乡同学在身边被炸得血肉模糊。生死一线的危亡关头，父亲幸能劫后余生。民族耻辱，不共戴天，重庆自此在他心目中刻下了永难磨灭的烙痕。

虽然在重庆的三年，只占了九年流亡生涯的三分之一，但经历了艰苦的抗战岁月，一旦与这座城市生死与共，个人的命运也就浓缩在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中了。所以每当提起重庆，父亲的口吻总是显得那么沉重，流露出一种悲凉的沧桑感。这也渐渐感染了我，感染了一颗童稚的心灵。

凡是六七十年代成长在国内的人，几乎没有没看过《红岩》这部小说的。我的记忆中至今还能清晰地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子路拾级而下，来到一处被绿树掩映着的住宅，大门在傍晚幽暗的暮色中若隐若现。甫志高开了门，他和余新江约好在这里见面。故事发展下去，却揭开了甫志高的真面目，原来他是个叛徒。甫志高向军统特务告密，余新江被关进了集中营。《红岩》中描写的渣滓洞集中营里义士们坚贞不屈、悲壮牺牲的场面，又在少女的脑海里为重庆抹上了一层革命英雄主义的光环。

从此，“重庆”这两个字就被我珍藏在心中了，几十年后得以亲睹她的芳颜，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其中的契机、缘分，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妥当。

也许是为了追随父亲当年的足迹，也许更为了一解对重庆的向往之情，我最近专门去了一趟重庆，准备乘上游轮直下武汉。和父亲初渡长江不同的是，我采用了顺流而下的航程。

重庆，一座原本只在梦中见过的城市，如一张感光不足的低色调照片，缓缓显影在眼底。深秋正是烟雾最浓重的季节，在高气压下，长江水汽上升；在这座群山环抱的山城，太阳也失去了光彩，永远笼罩在一层虚无缥缈的雾霭中，晴朗的日子似乎从来也不属于她。

沿着建在山上的街道蜿蜒而行，我来到了磁器口古镇。站在明清时代已经兴隆昌盛的古老码头上远眺，风景是模糊而凄迷的。长江和嘉陵江在此处会合，两条姊妹河携手从脚下滚滚向东流去。对岸那些密密麻麻的建筑物，好像藏在一帘轻纱中，红的、黄的、蓝的，各种颜色的屋顶显得朦胧而迷茫，如幻如真；工厂的烟囱冒出的白烟，袅袅飘散着，渐渐融入天空中无边无际的灰暗的云层里，我也终于置身于《红岩》中的人物出没的场景里了。

在骚人墨客眼里，雾的凄美常令人萌生浪漫多情的灵感，因为有雾，重庆更添了几分旖旎的韵味。可悲的是，对于现代的重庆人来说，雾却代表了一段屈辱的血泪史。导游告诉我们，日军轰炸重庆始于1938年2月18日，至1939年春夏之交，趁着雾还未完全笼罩整座城市，能见度较高时，日军就加强了轰炸，使重庆市民伤亡惨重。郭沫若曾写了一篇散文《母爱》，勾勒了“五三”大轰炸的悲惨画面：“母子三人都成了骸炭，完全焦结在一道。”

我想起了父亲当年所填的一首《满江红》中的两句，“蜀山苍翠栖乳燕，吴水汹涌撼仇寇”，抒发了一个爱国少年誓欲痛饮倭奴血的悲愤之情。可钦佩的是，重庆人民并没有在敌人的炮火下屈服，他们凛然无畏，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

今天，我站在当年烈士们奋勇抗战的土地上，这是一片曾被鲜血染红过的土地，其中也留下了父亲的脚印。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少年的剪影，背景是秀美的巴山蜀水。他正伫立江边，遥望波涛翻滚，百舸待发，不禁触景生情，深深思念起远方的亲人，乡关万里，归舟何处？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关头，他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心，坚持自学，弦歌不辍，最终负笈南滇，在昆明完成了高等教育，于是，山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仿佛似曾相识般，那么熟悉又亲切，在这瞬间镌入记忆中，化为绵绵延延的悠长画卷了。

重庆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朝末年撰写《革命家》、鼓吹推翻清朝、最后壮烈牺牲的邹容，就是重庆人。而在抗战时期，周恩来总理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期在曾家岩的“周公馆”工作过。岁月的每一片留痕，都凝结着中华民族魂的光辉，永留青史。

因而，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当然是作为抗日大熔炉的重庆。曾有一位日本学者谈及日本侵华战争，竟大放厥词，说什么“此刻已无须追究孰是孰非”了；对于这种混淆黑白的论调，巴蜀父老们是不会苟同的。虽然时间无情地流逝了无数个春秋，它也不会将家仇国恨埋葬，“我们可以原谅，但绝不会遗忘”。

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我看到许多地方不是在拆迁，就是在重建，一片热火朝天的兴旺景象。这座拥有重、轻工业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如今人口已超过三千万。她的明天一定更加美丽。

夜晚，我在朝天门码头登上“女王号”，天上正飘着蒙蒙细雨，两岸繁星似的灯火，在水面跃动，波光潋滟，原来雾都重庆的雨夜竟也这般蕴藉风流。在与这座令人难忘的山城告别的时候，李商隐那牵动了一代又一代游子情怀的隽永诗句，如一幅清淡幽远的水墨画，浮上了眼帘：“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