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奋进的史诗

释文

七律·洪都

毛泽东

到得洪都又一年，

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

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

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寇克让书

创业艰难百战多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闭幕10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最早从中央苏区突围的，是寻淮洲率领的红七军团的6000余人。1934年7月7日，这支部队在闽西连城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此番突围的目的却并不是长征和转移，而是调虎离山，转移蒋介石的视线。然而由于兵力过于单薄，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达到调动敌人主力离开苏区的目的。

在长征开始前，由于离开了军队，毛泽东做的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就是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了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县，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东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

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曾经在闽西工作并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受命重建新四军并任政委，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壮大为华东野战军，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歌词中更为悲凉、也更为令人肝肠寸断的是它开头：“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光……”

30年后的1964年，当有人提议把这首《十送红军》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却伤心地说：不好吧，当年红军离开苏区，哪有这么有秩序的送行啊，那是撤退和突围啊！

教条主义破灭了，在教条破灭的地方，博古等教条主义者们终于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残酷局面，一种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经历过、想象过的局面。毛泽东后来这样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而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然而，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还在期盼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他依然对红军撤离苏区的突围地点犹豫不决。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金条和银元——他指示毛泽民立即把这些金条和银元分散到各个部队保管，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同时，毛泽东还协助当时的军事“三人团”（这是一个为了转移而专门成立的最高军事机制，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做出了红军主力从于都河撤退的决定。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就这样拖着虚弱的身子踏上了长征路。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长征被描述为一部英雄的史诗。但实际上，长征是在根据地和红军斗争严重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

在当时的军事“三人团”看来，红军的目的地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

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归于敌人的强大和蒋介石所采取的层层推进的堡垒战术。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驻守在福建的蔡廷锴部19路军的抗日反蒋事件。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大举侵华的背景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不平衡发展预示着：民族矛盾正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时候，红军完全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力量，与蔡廷锴建立统一战线，从而保证苏区的南大门无虞，并借机使根据地向浙江方向发展。如果采用这种正确的战略，不仅可以打破第五次“围剿”，而且根据地还会进一步扩大。

而博古战术方面的错误，则更直接地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军的情形下之浪战，终于铸成了败势。

由于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丢下的炸弹炸断了肠子，26岁的顾作霖接替了王稼祥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作战的，其实是博古、李德和顾作霖，而周恩来主要分管后勤保障。

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爆发，顾作霖与博古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候，顾作霖突然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激战了18天之后，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5月28日，顾作霖因抢救无效牺牲。在红军长征前，顾作霖被仓促地掩埋在苏区的土地上，而他的坟墓至今也没有找到。顾作霖的牺牲是英勇的、壮烈的，但事实证明，打仗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如果是那样，付出的代价也只能是更多的热血。

冲出重围

广昌保卫战失利，苏区北大门洞开，大势已去，红军只能选择长征。而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正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行动意图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最不利的局面。而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终于倒在了第四道封锁线上——这便是湘江战役。

指挥红军的李德，是一个在巴伐利亚领导城市暴动的德国人。

他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说：“当红军刚刚到达广西北部的全州，准备从这里渡过湘江时，通过情报得知，蒋介石的三个师也刚刚到达这里，准备堵截红军。”于是，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

在独自观察了全州的地形之后，毛泽东强烈反对李德的建议，他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一举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毛泽东的主张被拒绝。

犹豫不决、拖延时间，这对红军的命运是灭顶性的。正是因为红军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战斗时机完全丧失了。而等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后面的追兵已经赶上，桂军从侧翼向红军发起进攻，而对岸的湘军则以密集的火力朝向红军。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湘江变成了一条红河。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了3万人。闽西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担任了前锋的角色，两万将士大部牺牲。在毛泽东的动员下，闽西有4万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在长征开始时负责断后，而在湘江战役中又充当了前锋，故牺牲极为惨烈。新中国成立后授衔，龙岩只出了两位将军，而这两位将军终生没有回乡。他们说：所有的人都牺牲了，自己活着回去，无颜面见闽西父老。

湘江战役失利，红军和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在湘江战役中被消灭得差不多了。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却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破败队伍冲向湘西，继续跳入蒋介石挖好的陷阱。

教条主义之所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那些教条恰是蒋介石充分了解和掌握的。而要想跳出蒋介石的“围剿”，首先就必须从自身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做出超常的动作，必须使思想冲破牢笼，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前进。

毛泽东当时这样愤怒地说：“事实证明，你们能想到的，蒋介石都想到了，现在你们该想一想，什么是蒋介石想不到的！”李德说，拍案而起的毛泽东震慑了大家，像洛甫和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也完全倒向了毛泽东一边，他的意见就是这样被接受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调头向西，进入了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

遵义是古代夜郎国的首都，著名唐代诗人刘禹锡曾经被流放到这里。唐代的时候，遵义叫作郎州，取夜郎国旧都之意。贵州也是王阳明被发配的地方，是他悟道的地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大难不死的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中国古代的夜郎国首都，在王阳明悟道的地方，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古田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做出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

在贵州这个地方，王阳明从儒家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出来，而共产党人也是在这个地方，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伟大的觉悟在遵义发生。

这次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委托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

在巨大的挫折面前，博古本人却难以承受精神和心理的压力了。1935年2月5日，长征队伍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洛甫代替焦虑不安的博古，担任了中央总负责。洛甫知道，他自己是在中共山穷水尽的时候接了个“烂摊子”，洛甫更明白，在山穷水尽之际，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烂摊子”的人实际上是毛泽东，因此，每收到作战电报、他便第一时间将电报交付毛泽东。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行，进入云南，伺机摆脱敌人，力争在四川北部渡过长江，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分析说：贵州和云南都没有红色根据地，但是那里也不是蒋介石的地盘，对敌我双方来说，这里都是不熟悉的险地。两军相争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改变敌我态势，在此一举。

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红军血战娄山关。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罗明身负重伤，这位毛泽东早期的挚友，从此脱离了党、红军和毛泽东。而自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警卫班班长胡昌保，为了掩护毛泽东，牺牲在他的怀里，卫士的鲜血洒满了毛泽东的衣襟。

在呜咽如诉的号角声里，毛泽东昂然上马。在颠簸的马背上，长发飘飘的毛泽东脱口吟出那首壮怀激烈的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是中华诗词中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的珍宝。这首词，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被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形象写照。

红军在5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于2月28日再占遵义，击溃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仓皇疲惫的军心为之大振。

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全面复出——担任前敌总政委。

3月12日，三渡赤水河途中，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应该说，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方才终于能再次亲自指挥红军了。

在长征路上，红一军团则经常扮演中央红军“偏师”的角色。1935年3月，红一军团包围了贵阳东南的龙里城，兵指贵州省会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会剿”，闻讯大惊，紧急调滇军入黔保驾，而中央红军主力遂于3月21日夜四渡赤水，进入到敌兵力空虚的云南。从那个时候起，红军便再一次成为令蒋介石不可捉摸、难以理解的“幽灵”般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敢于面对未知的世界。

长征，就是这样以巨大的勇气，向着未知的世界进发。随后的长征，方才由无望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奋进的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

（韩毓海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