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宅

　　我相信，对物质没有价值观念从我母亲时代就开始了。

　　我出生在豫东南部，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城镇。父亲在那里做党政主官。小镇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关于一个叫张老万的大地主的故事。

　　张家富甲一方，方圆百里无人能及。解放前夕，这家人举家迁往香港，独一个姨太太带着儿子留了下来，原因不明，据说这个女人后来改嫁了张家车夫。关于他们家的传说，件件都是神秘的，好像都悬在半空中，即使灰尘扑面，也迟迟不肯落下来。

　　张老财的孙女儿比我大上几年，独来独往，她穿着整齐得体的棉布衣，安静地走在边道上。枯枝败叶的冬天，她穿着那种深蓝色的带帽子的棉袄，白里透红的脸庞在寒冬里煞是鲜艳，像是《红楼梦》里的妙玉。妙玉是什么样子我当然不会知道，只是觉得与她相像。她从不和人讲话，但声音想必是娇嫩的，一如那娇嫩的脸蛋。

　　我这么详尽地讲述一个财主是有原因的，青石铺地的一整条街都是张家的宅邸，政府的各个办公机关占据了每一处院落——那是革命和解放最耀眼的徽章。作为革命者的父母及孩子们，我们享受了政府机关内部的一个四合院，那正是张老万的家居之所。房间并不阔大，三间正房，东西各两间厢房。青砖灰瓦，廊檐肃然，门楣和窗框上各有精致的木雕砖雕，朴实整齐的北方建筑。

　　一屋子的家具摆设，全是黄花梨木，做工之精致，场面之气派，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但当时的感觉却有点怪怪的，说不清楚是混沌、困惑、迷茫、忧伤、温暖、喧闹、肃静。这些年，我常常思量，我们兄妹，多有绘画的天赋；我和小哥，后来还成了作家，这些与童年那样的生活环境是否有关？

　　正屋的当间，贴墙靠着长长的条几，几面滑若凝脂。周遭尽是繁复精美的雕饰，各色人等，器宇轩昂，煞有介事却又互不相干，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或差事。条几东西展开，两边做成圆润的拱边，似是画幅的卷轴。紧挨着条几的，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纹理清晰却又面如明镜。只是不知何时被何人落下几处划痕，令人瞬间升起怜惜之心。有几处深色的圆疤，问我母亲，她说是装了开水的搪瓷茶缸烙下的烫痕。从此凡是温热的东西，再也没靠近过桌子。东家以及尊贵的客人，大抵是要在桌上膳食的，恐怕常常是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不过那全是凭自己的想象。现实的占据者，不过是母亲的瓶瓶罐罐，开始的小心翼翼，终被清寒粗粝的生活磨去了耐心。桌的两边安放着两把沉重的太师椅，我父亲不爱坐那椅子，他也没闲暇的时间坐。倒是我的两个哥哥，爬上爬下充装大人，正襟危坐时，竟也有威严富贵模样。

　　父母带着我住在正屋的东间。屋里箱柜齐全，高低有致。母亲的衣服极少，铺盖也都团在床上。大柜子基本都空着，很快变成了道具，供孩子们藏躲玩耍。靠北墙，安放着一张满工雕花的拔步床——这个名称，是后来我在资料中查找到的——从床顶、床柱、床帮到床腿，天上飞的，地上长的，人物花草，飞鸟走兽，绵密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那种铺天盖地的感觉，现在还能让我感受到压迫，可见当时我那幼小的感官，曾经经受过怎样的冲击！每当母亲坐在床边给我们做鞋服的时候，就会感叹道，纳一只鞋底就要这大半天，这一床架子的活计，不知木匠要花几年的工夫。

　　六岁那年，父亲被调到另一个县城任职，一辆解放牌卡车，拉走了我们全部的家当。那时我还不懂，只是惊愕，还有深深的、到现在都有的失爱之痛。

　　后来我才知道，那满屋子的家具是可以带走的，公家估价三百元。我曾经无数次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不买下呢？母亲说，那时穷，哪里有三百元的闲钱买家具？当然，对于他们，这些职业革命者而言，睡什么样的床，也仅只是睡觉而已。我母亲说，天明忙到天黑，累狠了才躺着。睡着了，哪还顾得上睡在啥样的床上！

　　几年前，我先生遭遇一场波折，我独自一人守着一套拥挤而寂寞的屋。我想，房子再大点，它仍然会是拥挤的。整个世界压迫着我，我只想有一个更小、更安全、更静的空间。陡然想起，原本商定好的要换一张新床。这个想法不知道是让我欢欣还是悲哀，但我被这个念头鼓舞着，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逛家具市场，买下了一家店铺里价格最贵的一张床。第二天，再去逛床品商店，购置了一套顶级被单床罩。银灰色，细碎的黑色纹路，高贵而端庄。我和我的母亲想法不同，毕竟人生在床上，死在床上，况且有三分之一的生命，是要在床上度过的。既然如此，怎能不顾及睡在啥样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