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的难忘记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教育机构、学术机构纷纷南迁；淞沪会战爆发后，坐落在上海、南京的教育及学术机构也开始西迁，在战火中先后流亡到长沙、昆明等地。1940年冬，迫于日军对昆明的大规模轰炸及滇越线吃紧，部分机构不得不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镇。此后六年的时间里，李庄镇成为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在战火纷飞中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篇章。《那时的先生》一书，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再现了那段艰危岁月中大师们沉默而光荣的历程。

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国营造学社等相关机构能到李庄落脚，得益于李庄当地民众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为这些教学科研机构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使这些人能够在李庄静下心来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李庄的六年岁月，是异常艰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的生活就极其艰苦，那时，他们的两个孩子——梁从诫与梁再冰都在李庄镇小学读书，梁从诫回忆说：“那时的梁家，穷得连一双普通鞋子都买不起，他几乎长年穿草鞋或打赤脚，只有到了最冷的冬天，才能穿上外婆给她缝制的布鞋。”梁再冰回忆说：“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可贵的是，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流亡到李庄的知识分子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如患有严重脊椎病、身穿铁背心用以支撑身体的梁思成，经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撑下额坚持写作、绘图，而他的爱妻林徽因与他的二弟梁思永，于病床上编辑《中国营造学社学刊》和有关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报告。”童第周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早年留学国外，与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相识并成为好朋友。1934年，童第周回到国内，经过几年辗转，进入迁到李庄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童第周曾在晚年回忆说：“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1943年3月，李约瑟到中国考察，并于6月到访李庄，在李庄，他与分别多年的童第周再次相逢，看到童第周的科研条件如此艰苦，不禁感慨万端，他问童第周：“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童第周笑着说：“我是中国人嘛。”李约瑟听罢，内心被触动了，敬佩地说道：“对，对，中国人，有志气！”美国学者费正清到李庄考察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忍辱负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国土重光之后，在李庄的教学及学术机构准备返回内地，离别之际，史语所同仁决定立一块碑纪念这块曾庇护过自己六年的热土，碑额由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山高水长”四个大字，碑额下是“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几个大字，碑文表达了对滋养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及父老乡亲的感激之情：“……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1946年10月下旬的一天，真正离别的日子到来了！满载人员与物品的轮船就要拔锚启程，是时，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乡民们几乎全部出动为相处六年的学者们送行，恋恋不舍、黯然神伤，离愁别绪使气氛变得格外凝重，互道珍重声伴着哭泣声，此起彼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李庄，这个抗战时期最著名的四大文化中心和文化圣地之一，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与奋争，见证了流亡学者们在战火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八年离乱，十年悲苦，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理想与精神不死，追求的火种不灭，并将在新的时代光照里再次得到绵延。”他们背负一身盛名，却颠沛流离，在朝不保夕的困境中依然潜心于学术研究，依然不忘对民众进行灵魂启蒙，作为一代人的精神资源，他们给予我们的是对基本人性的信念，对社会改良和自我超越的信心。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坚韧、理性的理想主义精神，至今仍闪烁着熠熠生辉的光华，在辉煌的天幕上绽放着自由的光芒。（时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