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北京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至此，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的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均已公开亮相，这表明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启。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巨大关注，各大媒体均解读为中国监察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的标志，意义深远、重在“治本”。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这还是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并通过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最重大利好。

在地域上，浙江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代表，山西是中部地区的样本，北京则是大都市。尤其是以往北京很少承担类似的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有媒体认为这暗示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只许成功。

《方案》明确提出设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这就意味着，今后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无不纳入到国家监察的视野之中。法律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

对反腐败资源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是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教授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整合现有反腐资源力量是提升监察权威性、提高反腐效率的必然要求。

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监察委员会涉及人大，和纪委党内监察不同，纪委带有党纪党规性，而监察委员会则带有法律性。这样就破解了“同体监督”难题，成立监察委员会无疑全面提升了反腐机构的法律地位，更大程度上解决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八项规定，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国不断建章立制、立规明矩、固本培元，让反腐从治标向治本，步步走深入。期待试点省份能够以试点为契机，筑牢制度笼子，同时为其他省份做好借鉴从而实现顺利“拷贝”。

延伸阅读：

深化监察改革，清除监督死角

来源：人民日报

　　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试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国家监察制度顶层设计和重大政治改革。改革的推进，有助于建立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从诞生的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特别注意维护自身肌体的纯洁性，通过拒腐防变机制建设，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早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就曾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长期发展实践，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监督基本覆盖的监督格局已经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体制成效显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仅2015年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81.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3.4万件，立案33万件，结案31.7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

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监察在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存在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监察区域。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需要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更加深入地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具体而言，现行行政监察法的监察对象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难以覆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以及国企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存在监察盲区。同时，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不足、行政监察程序不完善、监察手段有限等情况也普遍存在，导致其功能难以最大限度发挥。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纪检监察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辽宁拉票贿选案，就显示出非党员贿选代表等成为行政监察的盲区。而在我国香港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反腐败实践中，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与私营部门及其职员的监督并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愈来愈重视促进宪法实施与公民权利保护。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结合国情加以借鉴。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十八届六中全会也指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并对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作出了重要部署。作为监督体系的重要方面，有效的监察机制不仅能够促进“禁于未然之前”，也能够实现“禁于已然之后”。探索建设一个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协调性的综合性国家监察机关，将所有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全覆盖、无死角，并在推动宪法实施、保障公民权利上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将贡献有益的制度创新。（支振锋）

延伸阅读：监察制度改革突出顶层设计

来源：浙江日报

近日，中共中央部署在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试点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试点工作要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必将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试点设立省市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其中已将监察机关同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

用通俗的话说，监察机关的位阶提高了，权责也就比以前重了。目前我国的监察机关属于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监督同级部门权威性不足。监察委员会成为与政府、司法机关等相提并论的国家机关，权力和责任更重，将实现国家监察的全覆盖，是“从严治党”向从严监察国家机关的延伸。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经验表明，有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有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督制约，腐败没得到充分遏制。要达到反腐败“治本”的目的，就不能不对过分集中的权力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分置，从而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将监察权从行政权中剥离，有利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是优化权力配置之举。

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要求，一是廉政，二是勤政，三是高效率，这三项要求就是人民寄望监察委员会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搞钱权交易当然要查，对于执法的规范性、政府效能也要抓起来。廉政是底线，勤政才是最高目的，把这两方面工作都管住管好，应该是监察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