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党委认为监督执纪是纪委职责所在，研判和践行“四种形态”更是纪委的事，不愿履行或不能正确履行主体责任。具体来说，在落实第一种形态时，对下级党委“一把手”的轻微违纪或反映集中、不涉及违纪的问题进行教育和提醒，可以由上级党委书记直接出面谈话，但上级党委书记往往直接批转给同级纪委出面落实，降低了谈话提醒质效。在落实第二、第三种形态时，由于党委统筹协调不力，纪委下达的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处置建议，在组织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党委（党组）贯彻落实不到位，出现相互脱节、匹配不当的问题。在落实第四种形态时，少数基层党委以保护干部积极性、稳定队伍团结为借口，对重大违纪、涉嫌违法案件不支持查办，或事先定调、定性，甚至搁置不查。

部分党委、纪委对“四种形态”的精神实质理解不准、不深、不透，致使在思维理念层面出现方向性偏差。一是“误判”，思想上不够重视，认为党中央提出“四种形态”就是在数量和力度上放缓了反腐败节奏，把严重违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小，甚至认为现在纪委的责任更轻了、执纪不严了；二是“误解”，不善于运用“第一种形态”，不能做好“抓早抓小”，不会运用纪律和规矩衡量党员干部行为，发现苗头不及时提醒、违反纪律不及时处理；三是“误处”，处置时用错“第二至第四种形态”，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仅处理少数有严重违纪问题的干部，把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当作轻微违纪行为进行处理。

部分党委、纪委没有建立起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配套制度，没有上升到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线索处置环节，对党员干部问题线索处置不及时，暂存线索数量多、时间长，对线索处置跟踪、监督不到位；在执纪审查环节，以抓大案要案为主的思维惯性和政绩观仍未转变，力求把所有违纪和违法问题都查彻底，把大量精力投入对违法犯罪问题的查处；在执纪审理环节，纪律特色体现不足，对涉嫌犯罪问题的审核投入过多力量，审理文书未完全实现纪法分开，没有充分发挥案件审理对纪律审查方式转型的倒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