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
当前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
中共盐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刘德民
贿赂行为是一种共同行为，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侵蚀着国家的政权肌体，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危害着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因此，在继续严厉打击受贿行为的同时，依法严肃惩处行贿行为就必然成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试结合近五年来盐城市查办商业贿赂案件情况，围绕对行贿行为的处罚状况、打击不力的原因所在以及具体对策措施做一粗浅探讨。
一、现状堪忧：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已成常态
近年来，我国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加大，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当前腐败现象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现状以及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看，行贿违法犯罪行为还远远没有遏制住，对行贿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打击不力的问题。从盐城市2006年以来公安、工商、检察等职能部门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情况来看，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一些行贿犯罪案件处理偏轻，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从工商部门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近五年来，全市工商部门共查处商业行贿案件141件，其中单位行贿案件107件、个人行贿案件34件，案值近6000万元，商业行贿行为呈现出现象普遍化、目的明确化、手段多样化、查处难度化等特点，由于工商部门执法手段有限，既不能将有关企业账簿带离检查，也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导致一些企业的违法行为很难查清查实；同时由于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对单位行贿中个人和单位法律责任规定不明，加之对行贿者本人处罚的手段多以罚款为主，难以达到预期的处罚、教育效果。从公安部门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近五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94件，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77件，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件17起，受贿案件和行贿案件数量明显不成比例。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情况看，2006年至今，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犯罪案件396件404人，其中受贿案件330件334人，行贿案件66件70人，在这些查办的行贿犯罪案件中，有一部分未能移送起诉，最终法院判决只有不到80%，而且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绝大部分均判决为免于刑事处分。从法院审判情况看，从2006年至今，全市两级法院受理一审行贿案件31件、二审行贿案件2件，其中一审案件2006年2件、2007年2件、2008年5件、2009年6件、2010年14件、2011年2件，二审案件2006年、2009年各1件，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犯罪人数31人，免处8人，判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缓刑的22人，管制1人，另有2家单位构成单位行贿犯罪，并被判处罚金。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某一个行贿人或行贿单位几年间拉几个党政干部“下水”的典型案件虽不说比比皆是，但也为数不少。例如，2006年—2008年期间，我市某县先后有建设局、文化广电局、县中学、县农业技术开发区等多名科级干部因为受贿被查处，综合分析这些案件的背后，我们发现其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行贿方——该县某建筑公司负责人丁某，案件被查处后，这一现象也被当地人戏称为“一把小瓦刀、砍翻几多官”，而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是，最后涉案的各位官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行贿人却仍然老板照当、逍遥法外，其所在公司在当地仍然比较风光。一定程度上讲，上述情形的存在，也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无所顾忌，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无孔不入，千方百计施以贿赂，严重腐化社会风气，危害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二、难在何处：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的原因分析
行贿是政治腐败的主要源头，行贿的罪恶与腐败危害密不可分。可以说，腐败现象有多大危害，行贿行为也就有多大危害。透过行贿打击普遍乏力的表面，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问题。从社会普遍民意看，人们往往对行贿与受贿有着不同的态度：对受贿恨之入骨而对行贿却比较宽容。认为行贿是为了维护正当权益的“必要成本”，是适应市场经济、搞活市场的必要做法。其实，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不亚于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一方面，行贿者的犯罪意图很明确，行贿人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表面上有经济损失，而事实上却是企图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其主观恶性较之受贿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行贿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行贿者通过行贿获得了不应得到的利益，也就必然侵害了那些具备条件通过合法途径就可以得到，却因行贿人的行贿而不能得到这些利益的人的利益，因而行贿者不是受害者，而是害人者，理应受到严惩。
二是立法滞后问题。在立法上，对行贿罪构成要素未明确定义，其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行法律对行贿罪的量刑明显较轻，尤其是对单位行贿等行为缺乏有效处罚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主体、确定犯罪性质与量刑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刑事责任规定，没有如贪污罪受贿罪那样能规定明确的行贿数额，同时也没有对何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在司法解释上做出明确的说明，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将“不当利益”容易理解为“非法利益”。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因而如何理解“不正当利益”的含义，是认定构成行贿罪的关键。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人认为“不正当利益”就是违反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所得的利益，将“不正当利益”的含义等同于“非法利益”，缩小了构成行贿罪的范围。
三是执法实践问题。实践中，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往往过度体现“坦白从宽”的原则。由于目前受贿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对侦破受贿案件并取得有力的定罪证据增加了难度。司法机关为严厉打击受贿罪，积极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对行贿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都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定容易滥用，造成不少行贿者虽然没有“自首”或“检举揭发”表现，但只要交代行贿事实，就能得到宽大。同时，由于行贿人的行贿情况复杂，查证往往比较困难。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往往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利用不同方式，对不同的人进行行贿，行贿次数较多且情况复杂。如行贿人以回扣的方式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如果没有财务记录，行贿人不愿主动交代，客观上难以调查取证，这样行贿数额往往达不到犯罪起点数额，难以查处。
三、路在何方：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力度的对策探讨
如何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我们认为，应针对当前惩治不力的原因，断其“源”、治其“本”，除了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打击行贿行为外，还需要完善行贿罪之立法、加强对行贿罪的执法力度。
一是要强化宣传，形成强大舆论声势。针对当前对行贿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和打击不力状况，在刑法相关条文尚不能及时修正的前提下，必须要大力宣传行贿犯罪的危害性，让社会民意回归正常状态，使大家明白那些行贿人不是被逼迫的，而是为了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以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行贿犯罪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是产生受贿犯罪、破换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根源，腐蚀性、危害性极大。社会公众的认识一旦提高，行贿犯罪也就会失去其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打击行贿犯罪的良好氛围。
二是要完善机制，提高行贿犯罪成本。要在全社会建立起以廉洁、守信为核心价值的诚信体系，在各行各业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建立起相关的准入、退出机制，建立健全覆盖面广的“黑名单”，让相关人员感受到一旦行贿行为事发、将步步难行乃至面临严厉的处罚和追究，从而不敢或不愿行贿。目前，全国各地正结合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重抓工程建设信息平台建设，建议在推进该平台建设中，要将单位和个人廉洁行为录入其中，并作为核心指标进行监控。同时，在现有立法条件下，可以通过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既对涉嫌行贿犯罪的人员个人进行追究，同时也要将其背后的单位也纳入追究范围，即严格实行“双罚制”，以改变现有的“挖了萝卜坑还在”的尴尬局面。
三是要更新理念，重拳打击行贿犯罪。关键是在立法及执法方面作相应的改进，以便于加强对行为的有效惩治。一是立法部门要编织严密的法律网络，将不同主体的行贿行为（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不同内容的行贿行为（除财物外，用人、提职、晋级、免费旅游、出国观光、海外定居、留学担保都可以成为行贿内容）一网打尽；二是建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改为“为他人或自己谋取不合理或不合法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样就可以避免对“不正当利益”出现理解的偏差。三是增加行贿罪的死刑条款。前面我们分析过，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受贿罪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大有过之势。刑法对受贿罪的刑事责任规定有死刑，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因此，受贿罪也完全可以规定死刑。四是对行贿罪增加罚金刑。我国刑法仅对法人犯罪规定了罚金刑，对行贿罪只有当后果特别严重，被判处无期徒刑时才并处没收财产。对行贿者而言，违反法律贿赂他人的目的就是要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可以通过科处罚金刑，可以击中其痛处，有效地抑制贪婪图利的动机。
一、现状堪忧：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已成常态
近年来，我国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加大，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当前腐败现象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现状以及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看，行贿违法犯罪行为还远远没有遏制住，对行贿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打击不力的问题。从盐城市2006年以来公安、工商、检察等职能部门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情况来看，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一些行贿犯罪案件处理偏轻，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从工商部门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近五年来，全市工商部门共查处商业行贿案件141件，其中单位行贿案件107件、个人行贿案件34件，案值近6000万元，商业行贿行为呈现出现象普遍化、目的明确化、手段多样化、查处难度化等特点，由于工商部门执法手段有限，既不能将有关企业账簿带离检查，也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导致一些企业的违法行为很难查清查实；同时由于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对单位行贿中个人和单位法律责任规定不明，加之对行贿者本人处罚的手段多以罚款为主，难以达到预期的处罚、教育效果。从公安部门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近五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94件，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77件，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件17起，受贿案件和行贿案件数量明显不成比例。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情况看，2006年至今，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犯罪案件396件404人，其中受贿案件330件334人，行贿案件66件70人，在这些查办的行贿犯罪案件中，有一部分未能移送起诉，最终法院判决只有不到80%，而且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绝大部分均判决为免于刑事处分。从法院审判情况看，从2006年至今，全市两级法院受理一审行贿案件31件、二审行贿案件2件，其中一审案件2006年2件、2007年2件、2008年5件、2009年6件、2010年14件、2011年2件，二审案件2006年、2009年各1件，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犯罪人数31人，免处8人，判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缓刑的22人，管制1人，另有2家单位构成单位行贿犯罪，并被判处罚金。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某一个行贿人或行贿单位几年间拉几个党政干部“下水”的典型案件虽不说比比皆是，但也为数不少。例如，2006年—2008年期间，我市某县先后有建设局、文化广电局、县中学、县农业技术开发区等多名科级干部因为受贿被查处，综合分析这些案件的背后，我们发现其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行贿方——该县某建筑公司负责人丁某，案件被查处后，这一现象也被当地人戏称为“一把小瓦刀、砍翻几多官”，而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是，最后涉案的各位官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行贿人却仍然老板照当、逍遥法外，其所在公司在当地仍然比较风光。一定程度上讲，上述情形的存在，也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无所顾忌，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无孔不入，千方百计施以贿赂，严重腐化社会风气，危害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二、难在何处：对行贿行为打击不力的原因分析
行贿是政治腐败的主要源头，行贿的罪恶与腐败危害密不可分。可以说，腐败现象有多大危害，行贿行为也就有多大危害。透过行贿打击普遍乏力的表面，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问题。从社会普遍民意看，人们往往对行贿与受贿有着不同的态度：对受贿恨之入骨而对行贿却比较宽容。认为行贿是为了维护正当权益的“必要成本”，是适应市场经济、搞活市场的必要做法。其实，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不亚于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一方面，行贿者的犯罪意图很明确，行贿人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表面上有经济损失，而事实上却是企图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其主观恶性较之受贿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行贿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行贿者通过行贿获得了不应得到的利益，也就必然侵害了那些具备条件通过合法途径就可以得到，却因行贿人的行贿而不能得到这些利益的人的利益，因而行贿者不是受害者，而是害人者，理应受到严惩。
二是立法滞后问题。在立法上，对行贿罪构成要素未明确定义，其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行法律对行贿罪的量刑明显较轻，尤其是对单位行贿等行为缺乏有效处罚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主体、确定犯罪性质与量刑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刑事责任规定，没有如贪污罪受贿罪那样能规定明确的行贿数额，同时也没有对何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在司法解释上做出明确的说明，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将“不当利益”容易理解为“非法利益”。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因而如何理解“不正当利益”的含义，是认定构成行贿罪的关键。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人认为“不正当利益”就是违反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所得的利益，将“不正当利益”的含义等同于“非法利益”，缩小了构成行贿罪的范围。
三是执法实践问题。实践中，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往往过度体现“坦白从宽”的原则。由于目前受贿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对侦破受贿案件并取得有力的定罪证据增加了难度。司法机关为严厉打击受贿罪，积极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对行贿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都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定容易滥用，造成不少行贿者虽然没有“自首”或“检举揭发”表现，但只要交代行贿事实，就能得到宽大。同时，由于行贿人的行贿情况复杂，查证往往比较困难。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往往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利用不同方式，对不同的人进行行贿，行贿次数较多且情况复杂。如行贿人以回扣的方式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如果没有财务记录，行贿人不愿主动交代，客观上难以调查取证，这样行贿数额往往达不到犯罪起点数额，难以查处。
三、路在何方：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力度的对策探讨
如何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我们认为，应针对当前惩治不力的原因，断其“源”、治其“本”，除了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打击行贿行为外，还需要完善行贿罪之立法、加强对行贿罪的执法力度。
一是要强化宣传，形成强大舆论声势。针对当前对行贿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和打击不力状况，在刑法相关条文尚不能及时修正的前提下，必须要大力宣传行贿犯罪的危害性，让社会民意回归正常状态，使大家明白那些行贿人不是被逼迫的，而是为了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以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行贿犯罪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是产生受贿犯罪、破换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根源，腐蚀性、危害性极大。社会公众的认识一旦提高，行贿犯罪也就会失去其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打击行贿犯罪的良好氛围。
二是要完善机制，提高行贿犯罪成本。要在全社会建立起以廉洁、守信为核心价值的诚信体系，在各行各业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建立起相关的准入、退出机制，建立健全覆盖面广的“黑名单”，让相关人员感受到一旦行贿行为事发、将步步难行乃至面临严厉的处罚和追究，从而不敢或不愿行贿。目前，全国各地正结合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重抓工程建设信息平台建设，建议在推进该平台建设中，要将单位和个人廉洁行为录入其中，并作为核心指标进行监控。同时，在现有立法条件下，可以通过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既对涉嫌行贿犯罪的人员个人进行追究，同时也要将其背后的单位也纳入追究范围，即严格实行“双罚制”，以改变现有的“挖了萝卜坑还在”的尴尬局面。
三是要更新理念，重拳打击行贿犯罪。关键是在立法及执法方面作相应的改进，以便于加强对行为的有效惩治。一是立法部门要编织严密的法律网络，将不同主体的行贿行为（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不同内容的行贿行为（除财物外，用人、提职、晋级、免费旅游、出国观光、海外定居、留学担保都可以成为行贿内容）一网打尽；二是建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改为“为他人或自己谋取不合理或不合法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样就可以避免对“不正当利益”出现理解的偏差。三是增加行贿罪的死刑条款。前面我们分析过，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受贿罪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大有过之势。刑法对受贿罪的刑事责任规定有死刑，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因此，受贿罪也完全可以规定死刑。四是对行贿罪增加罚金刑。我国刑法仅对法人犯罪规定了罚金刑，对行贿罪只有当后果特别严重，被判处无期徒刑时才并处没收财产。对行贿者而言，违反法律贿赂他人的目的就是要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可以通过科处罚金刑，可以击中其痛处，有效地抑制贪婪图利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