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高于一切 法纪不容亵渎
忠诚高于一切 法纪不容亵渎
——《深圳特区报》记者独家专访市纪委办案干部
——《深圳特区报》记者独家专访市纪委办案干部
深圳，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在这里工作、生活的1000多万深圳人中，有一支充满神秘色彩的队伍。他们曾协助中央纪委、省纪委查办过多起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不少腐败分子在他们手中一一落马。他们用忠诚、智慧、奉献铸就全国纪检战线的金字招牌，他们捍卫法纪的决心、勇气、胆略令腐败分子心惊胆战。他们就是市纪委办案人员。
由于纪检工作的特殊性，办案人员的工作情况很少为人所知。近日，在市纪委大力支持下，本报记者第一次获准对办案人员进行专访，了解他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上篇：甄别
随着调查的展开，办案人员会根据情况进行甄别，案件会分化成三类情况：一是澄清诬告，保护干部；二是轻微违纪，进行教育挽救，给予相应处分；三是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犯罪，则依党纪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厘清真相是办案的重要目的
清晨，记者见到了采访对象——安鹏（化名）。他是市纪委案件检查室的一名骨干，刚过三十，但在市、区纪委的办案一线已锻炼多年。
小伙子身高1米86，壮壮实实；略带自来卷的黑发梳向脑后，露出高高的额头；一副黑框眼镜后，是一双笑起来眯缝成两条线的眼睛。和气的他，打破了纪检干部在人们头脑中的严肃刻板印象。
“纪委办案工作很少对外公开，在常人看来挺神秘。能不能用一句话来介绍你的工作？”记者开门见山。
安鹏思考了一小会，“我认为，办案就是厘清真相的过程。”他告诉记者，纪委办案并不似人们通常理解的“抓贪官”那么简单。“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从不随意下结论。因为事实表明，一些举报材料不一定真实、全面，需要通过深入调查来甄别。”
随着调查的展开，会分化出三种情况：一是澄清诬告，保护干部；二是轻微违纪，进行教育挽救，给予相应处分；三是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犯罪，则依党纪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置。
“信访是线索的来源，纪委重视每一封来信，只要有可查性，一定彻查。但我们发现，来信中也有出于个人恩怨或者利益冲突产生的诬告，需要通过调查来甄别。”
安鹏说，几年前，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一名中学校长通过考场改造工程牟利，由于信件反映的问题很具体，他和同事们展开了调查。通过缜密摸查，他们了解到该校确实进行了考场改造，购置了一批监考设备，但整个工程校方并没有参与，校长以权谋私的基础并不存在。“知识分子面子薄，诬告给这位校长带来了巨大压力和伤害。问题澄清后，他憋了一个月的气终于顺了，干工作也有底气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群众通过网络反映的涉腐信息越来越多。这些线索你们怎么处理？”记者问。
“这是时代进步带来的好现象。”安鹏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公职人员的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程度更高、社会对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要求更高、各界对监督的要求更高。“我们充分重视网络舆情反映的线索，并据此查办了一些案件，最典型的就是龙岗区南联社区周伟思受贿案。”
“但我们也确实从网络舆情中发现了一些不实举报。如果在官员提拔、班子换届等时间节点，平日有意见的人上网去随便发一篇帖子，这对干部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同样有责任通过调查取证，还干部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大城市，除了国家政策、全国的支持外，最根本的，是有一支政治过硬、综合素质高的党员干部队伍。深圳市的党员总数已达40多万人，每年因违纪受处分的仅为200多人，占万分之五。因此，纪委的工作，不仅是清除腐败，更要维护、保养健康的肌体。
对轻微违纪干部要处理更要教育
“你刚才提到的‘轻微违纪’，该怎么理解这一概念？”记者问。
“这确实需要谨慎把握。当下，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很高，一些党员干部的行为虽不至大恶，但损害了群众利益，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违规受送小额礼金、违反制度乱发福利、不按要求实行集体决策等，都属于违纪。至于是否属‘轻微’，则要视具体案情而定。”说这话时，安鹏非常严肃，“医生治病的最好时机是病在腠理时，办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治病救人，如果在出现小问题时加以制止、给予惩罚，就能避免将来出大问题。”
党员干部违规受送礼品礼金一直是饱受诟病的现象。假以人情往来之名收取“红包”，即使数额不大，也属于违纪。
安鹏谈到一个案例。曾有一名基层干部在父亲去世后办丧事，收了帛金，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纪委调查后，认定其中除了正常人情往来之外，也有下属单位送去的礼金。此外，根据党纪，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事宜都要先向组织报告，但这位干部没有依照相关规定报备。
“这位干部违规收受的礼金数额不到2000元，属于轻微违纪。纪委介入后，他很主动地配合调查，并深刻认识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事后，他公开道歉并退还所有礼金，也受到了相应的党纪处分。”
安鹏说，在干部头脑中的纪律之弦稍有松懈、违纪苗头刚刚萌发的时候及时给予教育，对他们未来走稳每一步有百益而无一害。“处分也是一种提醒：莫以恶小而为之，莫积小恶为大错。”
到办案点的涉案人员，一些是被带去的，还有一些则是自己去的。“主动来，主动讲，主动退，是我们常讲的‘三主动’。”安鹏说，对主动前来说明问题的干部，会酌情从轻处理。“能主动来，说明其本质都不坏，对错误也反省得很清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挽救，就该给一个机会。从这个角度说，纪委干部并不是总板着一张‘黑脸’。”
除去这两种情况，第三种则更为复杂。一旦纪委将案件性质定义为“严重违纪违规”，则要对涉案人员实施“两规”。与腐败分子的较量就开始了。
中篇：较量
没有办不下来的案，原因就在于“鸟过留痕”，只要做过，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不知哪年哪月就会暴露。当腐败分子认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时，他们却忘了“人在做，天在看”的基本道理。
从蛛丝马迹中寻找案件线索
当天上午，安鹏要去接触一名实名举报人，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试图与这名举报人当面接触。
“此前三次都黄了，当事人顾虑很大。”安鹏告诉记者，纪委查办案件的线索，主要来源于信访举报和“案中案”。当天的线索来自一封实名举报信。“有的时候，举报人就是行贿人。来信虽然不长，但凭我们经验判断，可查性很强。”安鹏说，办案久了，对材料特别敏感，字里行间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再次见到安鹏，已经到了11时半。“收获很大，可以开展下一步调查了。”他说，举报人相当谨慎，但经过前几次的联系，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行贿受贿发生在两年多前，但他记得很清楚，谈得很详细，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类似这种违纪违法很长时间后再被举报不是个案。腐败分子总带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做得隐蔽，关系掩盖得好，不会被查到，但事实并非如此。”放下水杯，安鹏语气中多了严肃和沉重，“没有我们办不下来的案，原因就在于‘鸟过留痕’，只要做过，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不知哪年哪月就会暴露。”安鹏说，两年前令一个处级干部落马的线索来源连他都觉得出乎意料。“粤东某市公安部门打击地下赌档抓了一些人，其中一个为了得到宽大处理，交代出6年前自己在深圳一家企业当司机时，曾看到老板拿着一个纸袋去了某官员家，他暗暗记下了地址。就凭这一个地址，我们办了一宗大案。”
举报信、工程招投标资料、会计账本、审计材料……办案人员的保密柜里存放了大量资料。安鹏告诉记者，长期的训练培养出办案人员敏锐的直觉，看材料时，一页页扫下来，很快能找到疑点；外围调查时，在看似不经意的聊天中也能捕获线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安鹏说，当腐败分子认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时，他们却忘了“人在做，天在看”的基本道理。
证据围城突破腐败分子防线
如果涉案人员问题严重，进入“两规”程序，较量则更加针锋相对。
“两规”的地方是怎样的？“两规”对象能不能正常睡觉吃饭？如何保证“两规”对象的安全？记者抛出了这些问题。
“‘两规’就是根据党内法规规定，由违纪嫌疑人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配合组织调查，讲清有关问题。‘两规’地点的房间跟宾馆的标准间类似。”安鹏说，“两规”需经严格的审批，并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如超出时间还没查清问题，必须申请延长，并经上级审批同意。
“外界传言，‘两规’对象会彻夜被大灯照着，不允许睡觉。是真的吗？”记者问。
“这是一种讹传。办案的基本原则是依法依纪，安全文明，这是铁的纪律。”安鹏笑着说，一般讲，晚上10时，所有人都可以按时就寝。“当然，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涉案人常会失眠。”
“会体罚吗？”
“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谈话房’内实行24小时视频监控，我们进出房间，都要登记。”
“调查对象能吃饱饭吗？”
“办案点有统一的供餐，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没有特殊手段，怎么让“两规”对象交代清楚问题呢？
“这是一场正与邪的搏斗，也是一场心理与耐力的比拼。”安鹏告诉记者，只有在进行缜密外围摸查，掌握确凿证据属大案要案，符合上级纪委规定的使用“两规”条件，报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后，才会对涉案人员实施“两规”调查措施。
在“两规”过程中，“对象”会经历无措、恐惧、对抗、摇摆、忧虑等各种心理变化，办案人员在谈话时会根据情况调整方法，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政策和法律。“立案时，我们已经占据了证据优势，再加上政策感召和团队优势，足够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通过深入的谈话，我们既要打破他们全身而退的妄想，也要帮助他们清醒认识现状，配合组织交代问题。”安鹏透露，在证据围城、政策攻心的巨大压力下，权衡利害得失之后，“两规”对象都会配合组织调查，交代问题。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前期短则几周、长则数月的外围调查搜集的充分证据，长期积累的办案经验，烂熟于心的法纪条文，对“两规”对象心理变化的准确研判，甚至是对其下意识动作的敏锐捕捉……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
接受组织“两规”调查后，就像是一个人与一支军队在作战，孤独、无助，一个人脑子里会闪过无数念头，包括所有不好的后果。这时的“两规”对象，就像独自一人漂浮在无尽的大海中。此情此景下，谈话就像一场场迂回的攻心战，办案人员所说的每个字都很关键。“但不论过程如何艰难曲折，案子最终都能办下来，这就是正义的力量。”安鹏坚定而自信地说。
“两规”对象最难放下的是亲情
下午，安鹏要和同事一起外调。利用他出发前的空当，记者抓紧时间追问几个关心的问题。
“能不能谈谈办案人员与‘两规’对象之间的关系？”记者问。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但肯定不是绝对的对立。”安鹏说，虽然那些党员干部被“两规”了，但“在正式处理之前，他们依然是党员”。
安鹏讲了几个发生在办案人员与“两规”对象之间的故事。
去年，一位副局级干部被带到了办案点。“他是扎扎实实从基层干起的，也曾为辖区发展付出了心血。”安鹏说，随着谈话的深入，这位干部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对办案人员也产生了深深的信任，“移交检察院那天，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上车，流着泪，让我一定到看守所去看他。”
提起那些“两规”对象，安鹏说，到了办案点，这些人突然抛下了此前纠缠不断的名利诱惑，有了大量时间来反思反省，情感中真实的一面占据了上风。“他们进来后，几乎都默默流泪，有的甚至整夜啜泣。”
去年底，卫生系统的一位负责人被“两规”。“我们知道他爱吃小炒肉，元旦那天，饭堂给他加了这个菜，我陪他吃了顿饭。他也算是个刚强的人，但那一刻，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安鹏顿了一下，“落到了这一步，他才醒悟出什么最可贵。”
家人，是查办案件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话题。“两规”对象被带进了办案点，最挂念的往往是亲人：父母的身体、妻子的处境、孩子的学业。安鹏感慨地说，“有人曾跪下来央求我们，不要告诉他年迈的父母，不要影响他老婆孩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交代清楚问题后，很多“两规”对象就像卸下千斤重担，完全放松了。安鹏说，在等待处理的日子里，“两规”对象在和纪委干部谈话时，都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梳理反省：哪个阶段最积极向上，哪个阶段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哪个节点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哪个阶段终于不可自拔……“像放电影一样，他们描绘着一个个场景，总结着人生的辉煌、人性的堕落，令人感慨万千。
下篇：忠诚
办案人员最基本的素质是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这种深入骨髓的忠诚，不仅来源于肩上的重担，更来自于内心的召唤：敬畏法纪，担当使命。
办案人员最基本的素质是忠诚
傍晚6时，安鹏与同事完成外调任务后回到办公室。虽带着一身疲惫，但他还是与记者继续未完成的采访。
谈起办案的神秘色彩，安鹏说，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纪委办案工作保密性很强，决不允许“跑风漏气”，这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
工作中，他接触到的那些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也曾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一旦犯下严重错误，就难以再回头，“等待他们的，或将是彻彻底底的失去”。这些人因背弃了入党誓言、背弃了对人民的承诺，每每悔不当初，失声痛哭，安鹏说，“看得越多，就越敬畏法纪。”
“长期接触案件，接触违纪甚至腐败分子，会不会动摇个人的信念？”记者问。
安鹏毫不犹豫地摇头：“正好相反。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修正自己价值观的过程。办案越多，党性越坚强。”
也曾有人试图通过各种途径，结交负责办案的纪检干部。安鹏说，我们这群人应该最不可能被“银弹”击中，因为这种深入骨髓的忠诚，不仅来源于肩上的重担，更来自于内心的召唤。“金钱难道比自由可贵？一时侥幸难道不会一世忐忑？这些问题，没有人比我们想得更清楚。”
坚决捍卫党纪国法的尊严
采访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
安鹏与记者握手道别，笑着说，晚上要加班，不能回家了。“也习惯加班了，只是儿子出生5个多月来，都没有好好照顾，很对不起老婆孩子。”
华灯初上，长龙似的车流走走停停，匆忙的路人都怀着平安归家的急切心情。谁也不会留意到“安鹏”们依然忙碌的身影。
去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27件233人，涉及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3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0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0人。这组数字只是个缩影，但足以让人看到，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有多大！
党纪国法的尊严，神圣不可亵渎。在新的时期，反腐倡廉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廉洁城市建设正不断深化，一群忠诚的卫士正日夜奋战在最前线。（记者 任琦）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