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衙门”背后的“不差钱”逻辑
再穷不穷机关、再苦不苦领导,贫县“豪衙”建设不差钱
因为扎眼的“豪衙”,安徽省利辛县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这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均值三分之二的国家级贫困县,竟耗资4亿元建多座豪华办公楼,建筑面积超国家标准4倍。
无独有偶,作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湖北房县,花费8000多万元兴建了豪华办公楼,不但投资远超审批,而且面积超标严重,引发公众质疑。
此前不久,黑龙江、湖南等地亦被曝出存在地方政府投入重金建豪华楼的问题。作为贫困县,用于解决各类民生问题的资金本已捉襟见肘,如何“变戏法”般筹得巨额资金建“豪衙”?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就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调查、梳理。
——政府出地,企业出钱谋“共赢”。记者了解到,湖北房县年财政收入仅5.5亿元,而建设豪华办公楼的开销就高达8000多万元,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是房地产开发商。政府部门将征得的土地中的一部分高价出售用作商品房开发,获得巨额资金。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介绍,许多地方新建办公楼是由受益的地产商以BT形式出钱,政府部门不用直接拨付现金,因而“不建白不建”,要建就“高大上”。
——东挪西凑,汇聚资金修“豪衙”。安徽省利辛县的豪华楼群总花费约4亿元。当地财政局透露,建设这些办公楼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级的“各类专项资金”,以及部分“国有资产处置”的资金。
——以旧换新,穿“马甲”玩“变身”。在黑龙江省海伦市,豪华办公楼,是以海伦市中心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旧政府办公楼,估价9600万元卖给一家企业,而后再由该企业以“海西新区写字楼”名义建设,而后为政府进行置换的。
有钱盖楼、无钱办学,“豪衙”背后的官员心态
一边是政府机关高楼林立,另一边却是急需投入公共资金之处被选择性遗忘。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台前县,不仅有扎堆而建豪华办公大楼,部分领导还配有红色联体“别墅”宿舍。然而,离“豪衙”仅1公里的中学,被曝环境脏乱、建筑破旧,玻璃窗上的窟窿用破木块遮挡,犹如“难民营”。
“这暴露出贫困县在资金管理及使用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财政预算的约束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说。
乔新生指出,部分地区“一把手”垄断决策权,容易在不合时宜的“政绩观”影响下作出错误决策。比如,少数领导试图将兴建标志性建筑作为自己“雁过留名”的途径；也有部分领导试图通过改善办公条件等“福利”来“收买人心”,以便在提拔时能有较好的干部民意测评结果。
“逐利”冲动,也是多地热衷于筹措资金建设豪华办公楼,而吝于投向民生领域直接的动因。陆群认为,不排除有领导利用工程项目谋私,工程越豪华,寻租空间越大,所以大兴土木。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指出,一些超标准建设的豪华办公楼成为了官员的“小金库”。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面子”思维和“侥幸”心理同样是贫困县热衷于“豪衙”建设的诱因。一些地区把办公楼视为政府部门的“面子”,因而建设时不惜投入重金；也有一些地方的干部心存侥幸,试图暗度陈仓,打政策的“擦边球”。
铁打的“贫困县”、流水的“父母官”,“问题决策”如何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纠正和查处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及办公用房管理使用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建豪华办公楼不像其他作风问题,它是显性的,只要严格执行纪律,不开口子,不搞例外,就可以控制。”陆群说。
乔新生建议,应加强审批监管,卡紧财政预算管理,强化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督。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决策机制,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要求,避免在决策中出现“一把手”的“拍脑袋决策”,减少因权力不受限制而导致的“豪衙”林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规范资金使用,减少“问题决策”,需要尤为注重监督工作。“一定要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不能‘自己监督自己’,避免监督沦为形式。对于网民提供的举报线索,纪检监察机关也要及时进行核查、反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指出,对于违规募集资金、超标建设豪华办公楼的现象,也应及时做好追责、问责。中央禁令不断之际,更须用严格问责提升“违规成本”,形成震慑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周孝正认为,按照决定的要求,进一步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才能更好地刹住豪华楼建设中“不差钱”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