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段时间以来，反腐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之大、牵涉面之广，落马官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可谓前所未有。随着形势的发展、官场生态的变化、公众期望值的上升以及对制度建设的呼唤，十八大之后开始的新一轮反腐逐渐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意味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水深流急，必须站稳脚跟；深水区也意味着必须在治本上下工夫，扎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让手握公权力者“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新一轮反腐雷霆万钧
刚刚过去的两个月，让已习惯了反腐雷霆之势的人们，再次震撼于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看一看这串名单：赵智勇、苏荣、杜善学、令政策、万庆良、徐才厚、韩先聪、张田欣……上至副国级，下至副省级，都是“老虎”乃至“大老虎”。他们之外，更有一大批腐败官员被查处。
可以说，近一段时间以来，落马官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涉及面之广堪称前所未有，十八大之后开始的新一轮反腐真正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有深水区的特点，或者说，进入深水区后，党中央反腐败的理念和决心呈现得更完整、更清晰。
其一，明确宣示反腐无禁区，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领域，有腐必反。
“军中大老虎”徐才厚的落马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湖南省委党校教授、湖南省监察学会副会长汪太理说，要趟过反腐深水区，军中腐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军队的特殊性，一段时间以来，虽然社会上对军队腐败议论不少，但军中反腐情况鲜见公开。一些人据此认为，军队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禁区。事实并非如此。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军中也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军中反腐力度，从已经暴露出的腐败案例来看，军队最容易在军官晋升、营房建设、工程施工等方面出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对军队腐败案的查处力度正在加大，“我们加强了与军队的配合，共同办理专案要案，目前与我们合作的有总参检察院、武警检察院、总后检察院等”。
以军队的特殊性，反腐尚且毫不放松，其他领域就更不用说了。党政机关一向是反腐的重点领域，此次也不例外，各地各部门腐败官员频频被查处，江西、山西、四川等地更是集中落马。公检法系统、武警系统、国企系统、新闻媒体以及纪检系统本身，无不在反腐败之列。
其二，直面腐败严峻形势，触及问题之深、之复杂，前所未有。
随着反腐的推进，越来越暴露出腐败问题的盘根错节、深度勾连。汪太理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也逐渐形成，他们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行业性特点。这种利益集团掠夺改革开放的成果，阻碍改革开放的发展，是这一轮反腐败斗争必须面对的“硬骨头”。
中央没有手软，也没有顾忌，而是把这些利益堡垒一个一个攻破，把他们的腐败公之于众。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与其主政江西期间的老部下，包括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原副省长姚木根，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等人，被中纪委“一锅端”。其暴露出来的利益结盟等问题，也让人们震惊。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当前一些腐败案件表明，腐败已由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过渡到“权权交易”，这意味着我们的反腐工作任务更加艰巨。权权交易比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更隐蔽，危害性也更大。因为高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交易，互相安插自己人到对方所掌控的部门，会渐渐实现对国家部分公共权力资源的垄断。
其三，打破所谓的反腐潜规则，彻底摧毁一些腐败官员的幻想和侥幸心理。
以前官场有一种说法，叫做“一退了之”，即一旦退休，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不会再有事了。李永忠说，以往，59岁被一些官员视为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分水岭，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退休前“最后捞一把”的心理，大肆贪污受贿，以为只要一退休就不会出事。此轮反腐彻底打破了这种妄想和所谓的潜规则。
5月29日，杭州市纪委宣布，已退休的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原党委书记王光荣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5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67岁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加之已退休的徐才厚被查，中央已清楚表明，不会给腐败“安全着陆”的机会。
同时，不再如一些官员所想，只要没被直接查出腐败，就可以在位置上稳坐了。这其中，最有力的一项措施就是清理“裸官”。今年2月以来，广东省已查出1000多名“裸官”，800多名干部因没有迁回家人被调整岗位，其中9名为厅级干部。而随着这项措施在全国推进，其影响之大之深，将渐渐显现。
总之，反腐进入深水区，“老虎、苍蝇一起打”，其影响之巨大，意义之深远，已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它对贪官心理的震慑、对官场风气的荡涤，都是空前的。对于部分官员来说，那种“坐等观望、避避风头”的想法可以收一收了，那种以为“大而不倒、投鼠忌器”的幻想应该醒一醒了。中央已经用行动表明，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可以期待，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还将稳步前行，取得更多成果。（记者 毛一竹 陈文广 涂铭 康淼）
“部分官员有一种‘兵临城下’的恐惧心理”
——被反腐改变的官场心态和生态
随着反腐败进入深水区，官场潜规则被打破，一些官员的利益受到冲击，一些惯常使用的工作方法不再奏效，官员心态和官场生态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不过，风清气正氛围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消极成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正是大有可为的好时候”
闽南山区一位县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以前官场普遍存在类似“刑不上大夫”的心态，认为只要上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各种反腐调查就到不了自己身上。在过去，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不是很多，一个厅局级干部被查都会成为重大新闻。
于是，一些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大肆受贿，下面一些腐败官员则投其所好。有的地方主官在老百姓中名声很差，非但没做多少实事好事，甚至胡作非为、贪污受贿，然而照样一路提拔、步步高升，给老百姓造成极坏的印象。
“新一届中央领导强力反腐，‘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特别是‘大老虎’相继落马，让我们基层干部感觉很振奋。党内就不应该有特权思想，不应该形成利益集团。现在反腐深入人心，整个官场风气好了很多。风清气正后干部就不会想着跑官要官了，而是会专心发展地方经济，服务民生。对于那些想做事又没什么背景和关系的干部来说，现在正是大有可为的好时候。”这位县委书记说。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中央一方面通过打“大老虎”形成反腐震慑力，另一方面用八项规定约束基层干部的行为，这种方式成效很明显。其实基层公务员没有那么多“油水”，大部分人都是廉洁的，所以这次中央反腐在公务员队伍中也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大家普遍表示支持。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习惯、不适应”
不过，中央强力反腐打破了官场潜规则，这让一些干部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面临改变，有人感觉有些困惑，甚至不知所措。一位在省级机关工作多年的公务员说，过去下乡调研，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很快就热络起来，现在那些推杯换盏、酒酣耳热全没有了，公事公办、简单明了，“好是好，就是有点不习惯、不适应”。
东北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说：“我们曾用3年多时间跑下来一个大桥项目。‘跑部钱进’那也是没有办法，全国那么多项目申报，不去跑很难轮到你。现在不敢‘跑部钱进’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得改变，但确实还有些不适应。当前中央正在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希望进一步加大事权的下放。”
湖南省一名处级干部也感受到一些潜规则不好用了。今年下半年他的儿子要上小学，由于划片不好，他想找相关领导打招呼去个比较好的学校，“往年这是很简单的事，上面领导给学校校长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今年我找了很多领导，结果都没用。潜规则已经被打破了，大家都不愿担风险”。
“我的付出与报酬明显不相符”
浙江嘉兴一名乡镇工作人员说，自己是一名普通公务员，收入是阳光工资，日常工作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福利也一般，反腐败使权力受到约束和规范，让普通公务员心理上的不平等感不再那么强烈。
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公务员持有这种看法，认为现在心理平衡了，应酬压力小了，幸福感强了。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觉得利益受损，满腹牢骚抱怨。
福州市直机关一名副科级干部说，往年过年过节单位都要发放过节费或者瓜子、花生、进口饼干等物品，现在全部取消了，“原来有一些朋友会趁过年过节给我送茶叶、海鲜、菌菇、水果等土特产，现在一律不敢收了。家里东西全都是老婆去超市买的，开销明显增加”。
福建省委某部门一位主任科员向记者诉苦：“我平时工作很忙，加班是常态，碰上开会的时候甚至要通宵赶材料，而一个月工资拿到手就3900多元，其他福利现在基本上没有，我的劳动付出与报酬明显不相符。福州房价不低，买房后每个月要还的按揭贷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我正在考虑跳槽到企业的可能性，毕竟生活问题摆在面前。”
“求稳、求安全、怕出事”
湖南省常宁市委书记何录春说：“现在部分官员有一种‘兵临城下’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动下，一些官员开始四处寻找“靠山”，主动与纪委机关、检察院工作人员拉关系，希望一旦出事，有人能帮忙摆平。这是一种新的情况，需要引起关注。
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求稳、求安全、怕出事”，在工作中力求“讲好话，做好人”，遇到“难事、复杂的事、可能引发矛盾的事”绕着走，不敢得罪人，不敢碰硬，怕万一有矛盾，会被人举报。也有一些官员为不惹上麻烦，在审批大额项目或者处理较为敏感的工作时，犹犹豫豫，不敢承担责任。
湖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说，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确实有这样的心态，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方官员确实很累、压力很大。一方面要面对上级的考核，拿我自己来说，就要面对10多个一票否决的事项；另一方面来自征迁、维稳等方面的压力也不小，稍微不小心就可能被人告。”
不过，采访中一些群众对部分官员的上述表现不以为然，他们表示：为什么一反腐，一些干部就变得畏首畏尾、谨言慎行？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贪腐问题？
“拿得少了，干得也该少”
云南省一位商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会员企业反映，反腐败、反四风以后，政府官员“吃拿卡要”少了很多，但是“为官不为”现象突出。以前只要打点到位了，办事还比较方便。现在虽然不用打点了，但是办事更难了。比如你要办个手续，材料交上去，他说你缺这个，补了以后，他又说你缺那个，不跟你一次说清；或者故意刁难你，找出“领导不在”“单位开会”等各种理由，就是不给你办。
这折射出部分干部在反腐败之下，出现了“拿得少了，干得也该少”的不良心态。一些人没了工作劲头，松松垮垮、不思作为；一些人放松工作要求，大事小办、急事缓办、推诿扯皮；一些人丧失工作激情，得过且过、草率敷衍、消极懈怠。于是，本该推进的项目暂停了，本该完成的工作搁浅了，本该达到的标准降低了。
表现出来的，一是“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一位民营企业家说，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加强，许多部门进行了整改，过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不一样了，“门好进、脸好看”了。在许多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岗情况在门口一目了然，进去之后，他们面带微笑，时间长了，还给泡个茶，但是事情呢，就是办不了。
二是“不吃、不喝、不拿”之后，“不干”了。“尤其是一些可办可不办的事，基本办不了，谁愿意承担责任？办了，又没好处；不办，上面也不会怪罪！”一位基层干部私下跟半月谈记者说：“一些同事跟我说，水至清则无鱼，适当的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既然没利了，那么对不起，我不干了！”
“没有好的干部心态，就没有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没有好的干部心态，就没有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湖南省宜章县委书记欧阳锋说，宜章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心态，但也存在上面提到的一些不好的情形，“或心态失衡，或心理迷茫”。
他还向半月谈记者分析了产生各种不同心态的原因：
第一种官员认为风气好了，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这些官员自己不贪腐，同时对党的反腐及改革行动充满信心，认为原来那些“吃拿卡要”的现象杜绝了，政治生态会更公正公平，检查评比、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会更科学合理，以后可以一心一意干工作。
第二种官员是感到困惑，不知何去何从。因为他们看到潜规则被打破，又担心没有彻底打破，体制机制没有完全改变，心里面没底。有基层干部跟我说，虽然现在是反腐高压态势，但不去送礼，资金项目真的能要到吗？他们很矛盾很纠结。
第三种，就是贪腐成性的官员。他们认为帮别人办了事，人家就应该送一点，一心想着当官发财，没有意识到所用的是公权力。
欧阳锋与其他地方领导都认为，第三种人总体较少，大多数官员还是前两种心态，这说明反腐败不仅不能停，而且还要加紧进行制度建设，加快改革步伐，增强官员信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形成良好的官员心态和官场生态。（记者 康淼 裘立华 陈文广 伍晓阳）
反腐治本，那关键一役
201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经过一年多的雷霆反腐，治标已见成效，治本愈显迫切。
治本已启程，前路仍多艰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推进，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加强治本的制度建设、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今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已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包括“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
这显示了中央依靠制度反腐的坚定决心。近来，相关制度建设扎实推进。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从具体问题抓起，立行立改，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我国还新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这不仅有助于防止带“裸”提拔，而且开启了大规模清理“裸官”的序幕。
各地也积极行动，加强制度建设。如陕西省出台规定，要求新提拔领导干部对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申报对象包括“确定为省管正、副厅级领导干部和县（市、区）党政正职，以及省直机关正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这与此前一些省份仅限于个别地市、较少涉及厅级干部的试点相比，前进了一大步。
按照中央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决策部署，我国正在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在反腐治本之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绩。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反腐进入深水区，涉及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措施规定的出台甚至可能遭遇困难和挫折。但越是如此，我们越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有披荆斩棘的勇气。要巩固反腐成果，实现清明政治，制度建设是关键一役，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以制度和法律为归结点
在反腐败斗争中，中央提出“坚持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那么突出问题是什么？半月谈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和官员表示，当前两个方面最需要关注，一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干部任用腐败的问题。
云南行政学院研究员段尔煜说，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非常重要，如果一把手贪污腐化，那这个单位往往就烂了。湖南省宜章县委书记欧阳锋也说，在地方，一把手起决定作用，只要一把手行得正、自身硬，整个官场就风清气正。
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介绍，全国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三成以上是一把手；厅局级以上干部，近三分之二是一把手。甘肃省纪委副书记张怀仁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这非常有针对性，希望中央研究出台操作性强的具体政策。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过分集中的权力要进行有效的分解才能制衡，邓小平三十几年前就讲过，权力过分集中是很多问题的总病根，现在仍要对这个总病根对症下药，要分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样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干部任用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腐败厅厅长宋寒松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查了85个省级干部，潜伏期最短的是3年，5年到10年的接近一半，10年以上的接近40％。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从第一次受贿到被查出问题，甚至经历了19年。
李雪勤认为，要预防这一问题，从新任领导干部开始推行配偶子女从业、财产状况和出国境等信息公开报告制度具有可行性。“一下子全部公开可能有困难，但只要从新任领导干部开始坚持实施，10年后这一制度就会见成效，基本上所有领导干部的信息都公开了。”
当然，所有这些制度建设，都必须与纪检监察体制的完善相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是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的重要一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说，独立性是纪检监察发挥作用的生命线。这是当前我国纪检监察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如果不解决将制约未来反腐。中央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查处腐败的速度和力度不断提高增强，就得益于纪检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专家们认为，还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法律法规，把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些有效举措上升为制度、上升为法律，与此同时，通过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规范权力，这样才能巩固反腐成果，为治本打下坚实基础。
形成良好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
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毫无疑问，腐败是良好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的致命伤。段尔煜说，过去一些地方有一种说法叫做“干部不坏、组织不爱”，这个所谓“组织”，就是那些小团伙、小圈子。你要洁身自好，你就在一边静静地站着，多少年也不给你挪窝；你只要一入伙，马上就提拔。
在这一轮反腐查处的案件中，有许多都可以为这种不良的官场文化作注脚。此外，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风气等，这些无疑都在助长腐败。
如果说健全的制度和法律是治腐之本，那么良好的官场文化和政治伦理则是治腐之魂。两者合起来，才有良好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
在多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又提醒党员干部勿忘宗旨和职责。他说，党员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还说“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这些既是对党员干部在个人道德上的要求，也是对党员的标准、为官的职责、权力的性质等作一种政治伦理层面的强调。在反腐进入深水区之后，在官场生态和一些官员的心态发生改变之后，这一强调尤显重要。
当下，对于每一位领导干部来说，对于为何为官、如何为官这一问题，其实都应该进行认真、真诚的思考，并给出清晰、明确的答案。可以说，如果领导干部不能真正遵循党的政治伦理，那就很难形成良好的官场文化和政治生态。反腐成功，其最终的标志，也就是领导干部都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在腐败问题上，不仅不敢腐、不能腐，而且不愿腐。
当然，政治伦理、官场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公权为民”，如何实现？除了提高干部的思想境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公开就意味着民众的监督和参与，这将对反腐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记者 涂铭 毛一竹 裘立华 伍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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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大事记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改进调查研究到精简会议、改进会风，从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到规范出访活动，从改进警卫工作到改进新闻报道，从严格文稿发表到厉行勤俭节约，八项规定涉及方方面面，规定详细具体；
2013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外公布，中国共产党有了正式的党内“立法法”；
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2013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纪违规违法现象；
2014年1月，中共中央修订颁布了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选准用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提供了与时俱进和针对性、可操作性、有效性都很强的“新蓝本”，其中明确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
2014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将中央提出的“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写入总则；
2014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明确公车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长效机制整治“车轮上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