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详解“反腐新常态”:官员对纪律制度存敬畏感
“‘四风’是长期形成的痼疾顽症，纠正‘四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巩固和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盯住一个个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作风整体转变。”这是王岐山昨天参加政协常委会的一段讲话。
近两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让公众对于未来几年内的反腐工作有了更高期望。高压反腐下，中国社会将呈现哪些变革？本报专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讲述反腐“新常态”的构建与走向。
自媒体时代，官员说什么、做什么，成本非常高
北京晚报：您曾谈道，反腐的效果在于“官员知怕，社会知变”。如何理解这个“怕”与“变”，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高波：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反腐的新常态。既然说到“变”，就有一个变化的标准和衡量。从深层次来看，就是官员对制度、对纪律、对群众监督要有敬畏感，可以说是敬畏感的复苏。
我们将“八项规定”公布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尽管现在还能看到违纪案例，但无论是从我们调研结果，还是每个公民的感受，可以说官员心中有了怕的意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总结起来就是敬畏制度，敬畏规则，敬畏民众这三个敬畏。
我们要打造制度的笼子，但如果官员对制度的笼子毫无敬畏感，时时刻刻想的都是钻制度空子，那是很可怕的；在社会规则层面，我们面临着“新治理革命”，全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要适应现代文明的标准，我们今后不能再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滥用手里那一点点社会权力；第三个就是敬畏民众。不能只要是当了官，占有了公共职位，就成了特权人群，公仆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是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拿起手机，官员你说什么、做什么，成本非常高，我只要录下你说的话，放到网上，就形成了网络监督。
应该说，这三个敬畏正在悄然复苏。当然，人有所谓的惯性、惰性乃至于弹性。中秋将近，我们看到月饼问题又穿上高科技的隐身衣了，比如通过短信、二维码的形式赠送，这就要求应对方式也要升级。
管权管人，前提是管钱，管不住这个，其他都是瞎掰
北京晚报：从浅的方面又如何理解呢？
高波：从浅层次的角度来看变，也有几个指标。
首先，我们看到中纪委的网站，现在可谓全世界围观度最高的网站。这样一个核心的、敏感的、过去神秘化的领域，现在以极大的开放度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说是“纪务公开”，第一时间尽可能地响应公众的监督诉求。
第二点，廉政离不开财政，原来叫管住“印把子”，我认为实际也要管住“钱袋子”。我们注意到从新一届中央集体，以“八项规定”为一个标志，要政府过紧日子，老百姓过好日子。从“四公”的角度——“三公”再加上一个公款送礼——都进行管理。我们常说，公权再小也不能纵容，公款再少也不能漠视，现在是“逢节必令”，每逢过节，政府就明令要管月饼管鞭炮，这背后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管住公共财政的私用滥用。这实际上是很高明的手段，要管权管人，前提是管钱，管不住这个，其他都是瞎掰。财政的从严监管，是现代的管理方式，我想这个变化是长远的。
第三点，要看对公务人员利益相关人的综合治理。过去我们常说的“裸官”、“房叔”、“贪官外逃”这些问题，不好查不好管，十八大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网也是越收越紧。比如说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推出，这些规则建立起来后，官员的说谎成本就很高了。再有我们与加拿大签署了没收财产的分享协定，和美国分享银行信息，这些都对追赃追逃有很大意义。中纪委则成立了国际合作局，就是要扩大国际合作，从金融、司法等一系列角度去追赃追逃。当这一系列东西形成一张大网，那么从官员本人到他的家人，从权力的行使人，到利益相关人，不管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管起来。
现在有个说法是政协官员是高危领域。原来我们讲政协就是退居二线，安全了，可现在的政策一样是“零容忍”，从这个意义讲，打击贪腐的模式已经切换升级。
再有一个就是纪检部队的变化，无论是大案、要案的查办，信访的收取量，立案率结案率，都翻番增长。开句玩笑叫做跑赢了GDP，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可以看到，这四个层面都在变化，而且要变成常态化，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新常态”。
有人说贪官抓这么多，省委都没法开会了，现在看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吗
北京晚报：您提到“零容忍”的概念，外界对这一概念有许多争议，比如有一种理解是，零容忍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只是“绝不再犯，既往不咎”。
高波：从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看到宽容忍的迹象。
而“零容忍”有几个维度。一个是社会心理的维度，原来有一种臭豆腐心理，叫“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或者说叫“羡腐心理”。当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就厌恶腐败；等我有权力，一样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要改变社会的这种心理，在这个维度实现零容忍，实际是很难的。
第二个维度是执法机关在查办贪腐案件中的“零容忍”，是工作层面的零容忍。我们说要加强对案件查办机制改革的推进，要防止时轻时重，不能忽宽忽紧。近一年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大。周永康案件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原来说“刑不上常委”，那是旧常态，现在的新常态，就是要在工作层面的零容忍。
第三个维度是法律制度的零容忍。这方面体现得很充分，例如八项规定精神公布后，地方政府都有实施细则，我们说叫“反腐入微”，落点很清晰，效果很具体，要一点一点地改变，相对于空谈道路不落实，是非常有效的。让制度的笼子越来越密，也就形成零容忍的制度基础，这一点很重要。
第四个维度是政治立场上的零容忍。中国的反腐败，绝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自我纠错机制，是没有特区没有禁区的。习总书记说将反腐败进行到底，就是为了我党长期执政的目标，对腐败必须零容忍，这也是政治的底线，老百姓讲话，这是你分内的事。
原来总有这样的说法，说反腐差不多就行了，抓出这么多贪官，社会要出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人说贪官抓这么多，省委都没法开会了，现在看，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吗？为了实现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就应该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西方媒体说，中国上半场的胜利属于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胜利，那么现在就是到了下半场，能不能取得真正意义的胜利，就要看能不能坚持到底。
对短期经济降速宽容忍，对腐败零容忍，实际是在做多中国
北京晚报：目前的反腐和廉政建设工作中，公众都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官员阶层的“消极抵抗”，如降低公务员福利后，有大量公务员诉苦的报道；此前车改政策出台，又有官员称今后“少出差”。
高波：有些官员说隐性福利减少了，说为官不易，我说这叫做“官娇”，为什么要撒娇，就是有变化，他们感受到不舒服了。
在旧常态下，官员认为，我的合法收入是低的，但我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是无限的，实际占有的福利资源是较高的，职务影响力是没有边界的，贪腐利益链条是被宽容忍的。但新的常态下，全社会面临重启，在职业化、专业化的驱动下，从公共伦理到职业操守，将带来一次社会进步运动，这不单单涉及到官员。在全社会进步的洗礼下，就要荡涤我们那些不够文明不够现代化的残渣余孽，无论它是思想形态的，还是行为形态的，无论是明制度还是潜规则，无论是市场领域还是党政机关领域。
说起来好像很抽象，但一点也不虚幻。比如“光盘行动”，这就是新的勤俭节约观，它与之前物质匮乏时的勤俭节约是不一样的。是低碳的、环保的、绿色的，是新的文明生活方式，是新的文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问题。
那么新常态下的官员，你从事的是公共职位。比如央企高管薪酬调整，今后的央企高管，你就不要认为你的职位是获取高额利益的护身符，这就是一个公共职位，公共职位的核心就是公共性。就意味着你的薪酬不能由自己定，你的职务消费不能你们内部自己控制，不是原来那种“可算轮到我当领导了”，这就是观念变化，是社会的进步。
官员也是公共职位，它的好处是稳定、社会尊严感比较强、有可预期的退休保障。而对你的要求，就是既要干净，也要干事，要有相应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职业愿景。所以说今后观念要改了，如果觉得接受不了，那你就别干了，何必在这儿撒娇。
北京晚报：但从短期看，确实可能存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段，而经济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失。
高波：从经济的概念，这就是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问题。你是要旧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建构新常态下的新经济结构。你是选择黑色、灰色的GDP，还是要绿色的GDP，我有一个形容词，阳光下的金色GDP。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短期经济降速要宽容忍，对政治领域要零容忍，而这样做，实际是在做多中国。（本报记者 吴楠）
“‘四风’是长期形成的痼疾顽症，纠正‘四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巩固和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盯住一个个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作风整体转变。”这是王岐山昨天参加政协常委会的一段讲话。
近两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让公众对于未来几年内的反腐工作有了更高期望。高压反腐下，中国社会将呈现哪些变革？本报专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讲述反腐“新常态”的构建与走向。
自媒体时代，官员说什么、做什么，成本非常高
北京晚报：您曾谈道，反腐的效果在于“官员知怕，社会知变”。如何理解这个“怕”与“变”，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高波：我觉得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反腐的新常态。既然说到“变”，就有一个变化的标准和衡量。从深层次来看，就是官员对制度、对纪律、对群众监督要有敬畏感，可以说是敬畏感的复苏。
我们将“八项规定”公布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尽管现在还能看到违纪案例，但无论是从我们调研结果，还是每个公民的感受，可以说官员心中有了怕的意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总结起来就是敬畏制度，敬畏规则，敬畏民众这三个敬畏。
我们要打造制度的笼子，但如果官员对制度的笼子毫无敬畏感，时时刻刻想的都是钻制度空子，那是很可怕的；在社会规则层面，我们面临着“新治理革命”，全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要适应现代文明的标准，我们今后不能再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滥用手里那一点点社会权力；第三个就是敬畏民众。不能只要是当了官，占有了公共职位，就成了特权人群，公仆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是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拿起手机，官员你说什么、做什么，成本非常高，我只要录下你说的话，放到网上，就形成了网络监督。
应该说，这三个敬畏正在悄然复苏。当然，人有所谓的惯性、惰性乃至于弹性。中秋将近，我们看到月饼问题又穿上高科技的隐身衣了，比如通过短信、二维码的形式赠送，这就要求应对方式也要升级。
管权管人，前提是管钱，管不住这个，其他都是瞎掰
北京晚报：从浅的方面又如何理解呢？
高波：从浅层次的角度来看变，也有几个指标。
首先，我们看到中纪委的网站，现在可谓全世界围观度最高的网站。这样一个核心的、敏感的、过去神秘化的领域，现在以极大的开放度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说是“纪务公开”，第一时间尽可能地响应公众的监督诉求。
第二点，廉政离不开财政，原来叫管住“印把子”，我认为实际也要管住“钱袋子”。我们注意到从新一届中央集体，以“八项规定”为一个标志，要政府过紧日子，老百姓过好日子。从“四公”的角度——“三公”再加上一个公款送礼——都进行管理。我们常说，公权再小也不能纵容，公款再少也不能漠视，现在是“逢节必令”，每逢过节，政府就明令要管月饼管鞭炮，这背后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管住公共财政的私用滥用。这实际上是很高明的手段，要管权管人，前提是管钱，管不住这个，其他都是瞎掰。财政的从严监管，是现代的管理方式，我想这个变化是长远的。
第三点，要看对公务人员利益相关人的综合治理。过去我们常说的“裸官”、“房叔”、“贪官外逃”这些问题，不好查不好管，十八大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网也是越收越紧。比如说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推出，这些规则建立起来后，官员的说谎成本就很高了。再有我们与加拿大签署了没收财产的分享协定，和美国分享银行信息，这些都对追赃追逃有很大意义。中纪委则成立了国际合作局，就是要扩大国际合作，从金融、司法等一系列角度去追赃追逃。当这一系列东西形成一张大网，那么从官员本人到他的家人，从权力的行使人，到利益相关人，不管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管起来。
现在有个说法是政协官员是高危领域。原来我们讲政协就是退居二线，安全了，可现在的政策一样是“零容忍”，从这个意义讲，打击贪腐的模式已经切换升级。
再有一个就是纪检部队的变化，无论是大案、要案的查办，信访的收取量，立案率结案率，都翻番增长。开句玩笑叫做跑赢了GDP，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可以看到，这四个层面都在变化，而且要变成常态化，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新常态”。
有人说贪官抓这么多，省委都没法开会了，现在看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吗
北京晚报：您提到“零容忍”的概念，外界对这一概念有许多争议，比如有一种理解是，零容忍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只是“绝不再犯，既往不咎”。
高波：从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看到宽容忍的迹象。
而“零容忍”有几个维度。一个是社会心理的维度，原来有一种臭豆腐心理，叫“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或者说叫“羡腐心理”。当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就厌恶腐败；等我有权力，一样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要改变社会的这种心理，在这个维度实现零容忍，实际是很难的。
第二个维度是执法机关在查办贪腐案件中的“零容忍”，是工作层面的零容忍。我们说要加强对案件查办机制改革的推进，要防止时轻时重，不能忽宽忽紧。近一年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大。周永康案件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原来说“刑不上常委”，那是旧常态，现在的新常态，就是要在工作层面的零容忍。
第三个维度是法律制度的零容忍。这方面体现得很充分，例如八项规定精神公布后，地方政府都有实施细则，我们说叫“反腐入微”，落点很清晰，效果很具体，要一点一点地改变，相对于空谈道路不落实，是非常有效的。让制度的笼子越来越密，也就形成零容忍的制度基础，这一点很重要。
第四个维度是政治立场上的零容忍。中国的反腐败，绝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自我纠错机制，是没有特区没有禁区的。习总书记说将反腐败进行到底，就是为了我党长期执政的目标，对腐败必须零容忍，这也是政治的底线，老百姓讲话，这是你分内的事。
原来总有这样的说法，说反腐差不多就行了，抓出这么多贪官，社会要出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人说贪官抓这么多，省委都没法开会了，现在看，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吗？为了实现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就应该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西方媒体说，中国上半场的胜利属于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胜利，那么现在就是到了下半场，能不能取得真正意义的胜利，就要看能不能坚持到底。
对短期经济降速宽容忍，对腐败零容忍，实际是在做多中国
北京晚报：目前的反腐和廉政建设工作中，公众都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官员阶层的“消极抵抗”，如降低公务员福利后，有大量公务员诉苦的报道；此前车改政策出台，又有官员称今后“少出差”。
高波：有些官员说隐性福利减少了，说为官不易，我说这叫做“官娇”，为什么要撒娇，就是有变化，他们感受到不舒服了。
在旧常态下，官员认为，我的合法收入是低的，但我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是无限的，实际占有的福利资源是较高的，职务影响力是没有边界的，贪腐利益链条是被宽容忍的。但新的常态下，全社会面临重启，在职业化、专业化的驱动下，从公共伦理到职业操守，将带来一次社会进步运动，这不单单涉及到官员。在全社会进步的洗礼下，就要荡涤我们那些不够文明不够现代化的残渣余孽，无论它是思想形态的，还是行为形态的，无论是明制度还是潜规则，无论是市场领域还是党政机关领域。
说起来好像很抽象，但一点也不虚幻。比如“光盘行动”，这就是新的勤俭节约观，它与之前物质匮乏时的勤俭节约是不一样的。是低碳的、环保的、绿色的，是新的文明生活方式，是新的文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问题。
那么新常态下的官员，你从事的是公共职位。比如央企高管薪酬调整，今后的央企高管，你就不要认为你的职位是获取高额利益的护身符，这就是一个公共职位，公共职位的核心就是公共性。就意味着你的薪酬不能由自己定，你的职务消费不能你们内部自己控制，不是原来那种“可算轮到我当领导了”，这就是观念变化，是社会的进步。
官员也是公共职位，它的好处是稳定、社会尊严感比较强、有可预期的退休保障。而对你的要求，就是既要干净，也要干事，要有相应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职业愿景。所以说今后观念要改了，如果觉得接受不了，那你就别干了，何必在这儿撒娇。
北京晚报：但从短期看，确实可能存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段，而经济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失。
高波：从经济的概念，这就是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问题。你是要旧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建构新常态下的新经济结构。你是选择黑色、灰色的GDP，还是要绿色的GDP，我有一个形容词，阳光下的金色GDP。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短期经济降速要宽容忍，对政治领域要零容忍，而这样做，实际是在做多中国。（本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