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十年，监管缘何集体沦陷？

此外，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晏金星被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也就是说，受贿的500余万元其余470万元或被其挥霍，或与人分享，或拿去买了什么。其中哪种可能性最大呢？做为县委领导，晏金星自然不愁衣食，也没有其赌博、吸毒、买别墅、开豪车、包养情妇的信息，可见是后两种可能性更大。晏金星卖官十年，也就是说是从他2002年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期间开始的，“乌纱帽”他卖了十年，也升了十年，可想而知，他是左手低价批发小“乌纱帽”，右手高价购买大“乌纱帽”，而且随着“生意”越做越红火，“利润”越来越高，买的“乌纱帽”也越来越大了。我们不由质疑：十年间，针对晏金星的权力监管缘何集体沦陷？

我们知道，干部选择任用有严格的提名、考察、公示、任命程序，这其中涉及组织、人事、编制、纪检监察、人大多个部门职权，那么为什么晏金星能顺利“卖官”十年呢？可见利益之下，相关部门早已悄然形成了“一条龙”绿灯服务，而这些部门领导少不得从中揩油，以权力之手将原本不合规的程序合规化。此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泗县，而是所有买官卖官案中的普遍现象，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假如这些环节中有一位部门领导敢于说“不”，买官卖官的“一条龙”服务也将被一刀斩断，并大白于天下。

人称“帽子书记”，可见晏金星买官卖官早已半公开化，但相关纪检监察部门却如同没听见、没看见，这不由让笔者想到了人民群众对买官卖官的形象描述：“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和“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很快重用”。而对比茂名、三门峡、吕梁与泗县的四起案件，我们就知道“乌纱帽”的价格差异如此之大，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有“批发商”的官级，“消费者”的购买力，“市场规模”的大小，但最关键的，却是从一开始，这“非法生意”就没有被“市场”监管部门及早发现、制止，“停业整顿”。

层出不穷的买官卖官案不但败坏了干部形象，更严重腐蚀了党和政府威信。2013年底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注重选拔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能为人民造福、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么如何在制度上让干部选拔任用更加公开、透明呢？对此，笔者认为，既然选一名干部就是竖一面旗帜，那么，干部选拔任用就该走走阳光路线、群众路线，这些“旗帜”的质量更应该让众多眼睛来检验，这其中不但有组织、人事、党委、人大领导，更应该有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雪亮的群众双眼也最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