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解析:2015反腐败形势与任务之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成绩令人瞩目，“四风”顽疾显著改善。但应该看到，腐败分子被震慑住了，但有人还在窥测方向甚至困兽犹斗；“四风”问题在面上有所收敛，但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树倒根在。
胶着状态下的反腐败斗争
盘根错节，腐败窝案趋复杂
这是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2011年，广东茂名买官卖官窝案曝光，24名省管干部相继落马，218名县处级干部牵涉其中。该市所辖6个县(区)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2012年，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因收礼落马，“牵连”的80多名“送礼干部”被集体免职，其中包括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党政一把手。
2012年底至2013年初，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467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2014年，包括4名省委常委在内的7名山西省副省级干部接连落马，涵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此后官场仍余震不断（见附后样本分析）。
……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均遭到了严重破坏，领导干部与商人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取代。
近年来，一些地方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从深层次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树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乱象丛生下，腐败分子已经形成了“共腐关系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 ”。
新华社更是首次公开将落马的山西籍官员、石油系统内高管、在四川等地任职过的“大小秘书”们命名为“山西帮”、“石油帮”、“秘书帮”。并刊文指出，腐败窝案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使当地和有关系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
花样翻新，腐败方式趋隐蔽
近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小组讨论中，王岐山同志指出：“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直指官员兼职书协的腐败乱象。当前，一些官员挂衔艺术协会领导职务的现象频发，仅陕西省书协，2013年换届时主席、副主席等领导就有60多名。艺术与权力挂钩，使作品溢价飙涨，一些意欲行贿者便趁机以艺术之名，行雅贿之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因雅贿而落马的官员不乏其人，省部级官员中就有雅好玉石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雅好摄影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秦玉海等。“雅好只是遮羞布，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寻租。”有网友一语中的。
而雅贿只是众多隐性腐败中的一种。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日趋深入，以及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的日益缜密，赤裸裸腐败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一些领导干部便开始千方百计地钻制度的空子，并在腐败方式上寻求“突破”。腐败手段花样翻新，且越来越趋于隐蔽。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隐性腐败手段高达数十种，梳理后大致可分为11类（见表1），这其中既有物质性贿赂，也有非物质性贿赂。
专家指出，与传统的腐败方式相比，这些由“地上”转为“地下”、由直接转为间接、由“现货”转为“期权”的隐性腐败方式，具有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等特点, 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也使得反腐败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企图反弹回潮，“四风”穿上隐身衣
与腐败手法变化相一致的是，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强力涤荡下，“四风”问题也开始穿上隐身衣，上演各种隐身术，如“不吃公款吃老板”、“秘密食堂”、“网购送礼”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月e题”栏目，曾邀请网友揭露身边隐蔽的“四风”问题。网友的热烈回应，也使得这些改头换面的腐败手段逐渐清晰（见表2）。
舆情调查显示，当前网民对作风建设最担心的是“中央决心大，下面不落实，改不掉顽疾”，最期待的是作风转变“能够不断制度化、法制化，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常态”。
2014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数字既彰显了成绩，也反映出“四风”问题的严重性。
顶风违纪、边整改边重犯、顽疾死灰复燃……2014年10月公布的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四风”反弹依然是一个共性问题。
“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研究室主任苗庆旺与网友交流时指出。
一些基层干部也表示，“四风”问题积习甚深，具有惯性，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就随时可能出现反弹，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被消弭于无形之中”。
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切实做到以零容忍态度和行动惩治腐败、彻底改革选人用人体制、切实解决制度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重塑官场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指出。（中国纪检监察记者 徐彩霞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山西“塌方式腐败”样本分析
荡涤不良政治生态
2014年，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一批领导干部落马。有媒体梳理，落马的7名省部级干部中，包括4名省委常委。在该省所辖11个地级市中，7个地级市均有干部接受组织调查，其中，晋城市落马干部数量最多，加上其所辖的高平市，共有12名干部被山西省纪委官网通报。此外，大同、吕梁、太原、阳泉、朔州和晋中也分别有干部落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落马干部中，至少18名现任或前任县委书记。
随着“老虎”和“苍蝇”纷纷现形，山西政商朋友圈也逐渐浮出水面。有媒体报道说，近年来，山西吕梁政商两界已经不分你我。一些领导干部需要钱的时候，老板们双手奉上，老板遇到问题了，领导干部出面摆平。以致在吕梁当地，人们说起某家企业时，直接就以某某领导的企业称呼。山西某官场人士称，“每一个落马干部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牵出一大批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一位自称是山西官场中人的网友留言说，在此之前，你若进不了“圈子”，仕途会很艰难。
财新网等媒体认为，打掉山西以煤炭为纽带的黑金政商朋友圈，铲平利益共同体，扭转不良政治生态，破解“晋官难当”的局面，是中央在山西“打虎”的重要目的。
山西“塌方式腐败”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认为这一现象不仅败坏了政治生态，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更使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山西的警钟敲响，教训深刻：在推动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用法治来制衡权力；必须完善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建设法治政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有人还不收敛不收手
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
无论未来我们怎么回望，2014年都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年度。国家统计局在22个省区市开展入户调查结果显示，88.4%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也非一日之功。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他尤其指出，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王岐山同志指出，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
2014年11月28日，云南省纪委官方网站通报了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达4000余万元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云南省纪委指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李云忠仍不收敛不收手，年节期间照常收礼；通过帮商人“协调”工程项目提成受贿达30余笔共500余万元。
广东省纪委也披露了一组数据——2014年该省查处的厅级干部中，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或延续到党的十八大后的，占近1/3。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是一个关键性判断。当前，腐败与反腐败成胶着状态，我们还远没有取得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实质性进展。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起到了拨开迷雾、指明方向的作用，有利于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再续新篇。
与违纪违法案件相比，作风建设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小觑。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有媒体报道，韩先聪自2013年1月任职省政协副主席以来，多次出入高档酒店和私人会所接受党政干部、国企老总、私企老板的宴请。在中央纪委对他宣布立案调查决定那天，他的手机信息还显示当天有两场饭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广东省查处了72名干部涉案的乐昌市“红包”腐败窝案：原11名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书记李维员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据广东省纪委通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和2014年春节、中秋节期间，李维员仍继续顶风收受下属单位和私人老板所送钱物。更为恶劣的是，在其直接带动和影响下，逢年过节收送“红包”礼金成为乐昌官场的惯例。 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现象绝非个案。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仅今年1月19日至25日一周时间，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就通报了查处的10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 同时，反腐败工作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新情况，体现为腐败行为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作案手段越来越隐秘、花样不断翻新、“小官巨腐”现象严重（见附后样本分析）等诸多问题。
以国企违纪违法案件为例，2014年1月至11月，中央纪委共通报74名国企领导干部被审查，涉及能源资源、建设投资、传媒、电信、金融、交通运输、旅游等多个领域。 此外，房地产领域以及过去的“清水衙门”的腐败问题也足以让人瞠目。 而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党员领导干部的“身边人”成为输送非法利益的重灾区。还有人通过玉石、字画、赌博等途径向需打通关节的党员干部行贿，增加了调查取证难度。
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从治标到治本，反腐败斗争越往前推进，面对和触及的深层次问题也越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下，要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中国纪检监察记者 胡静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小官巨腐”样本分析
蝇贪成群 其害如虎
2014年以来，“小官巨腐”事件频频曝光，舆情热度持续不减。同年7月，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情况反馈中第一次采用“小官巨腐”表述，指出北京、天津、海南等地基层干部贪腐的问题。此后第二轮巡视反馈问题时，明确指出河北“‘小官巨腐’问题严重”。13天后，河北晒出“小官巨腐”的专项整改报告，通报查处了一批相关案件。
11月，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的新闻引爆网络，直接催生了“虎蝇”一词。舆论一度达到峰值，要求彻查的声音不绝于耳。 实际上，“小官巨腐”问题由来已久。2011年，《南方周末》梳理此前10年间涉案千万元的科级腐败案件时得出结论：“小官巨贪”10年查处愈来愈多。 去年以来查办的案件中，除马超群外，还有很多“芝麻粒儿大”的党员干部陆续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如，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肖绍祥被控涉嫌贪污1400余万元，并有800余万元钱款无法说明具体合法来源；被称为“20亿村官”的深圳市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会原主任周伟思，涉嫌收受5600万元的巨额贿赂；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涉嫌贪污国有资产2.84亿元，涉嫌受贿9780万元、港币238万元?
“狠”字当头 追逃追赃
2014年，全年共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今年这些数字又将会有何变化？“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一个“狠”字向国内外表明：2015年，中国将对外逃分子一追到底。
“把人抓回来是根本任务。落实全会‘狠’的要求，今年，既要有重点案件的突破，又要有数字的积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有关同志如是说。
狠抓重大个案突破——在全球范围形成强大震慑
全会对2015年追逃追赃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突破重大个案，形成威慑。”这意味着，重大个案将是今年追逃追赃重头戏。
这一任务的确定，既是基于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也是给予群众对反腐败期待的回应。
多年来，一些贪腐官员外逃的案件频频触动公众神经。隐姓埋名出逃荷兰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2.532亿元。潜逃新加坡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涉案金额9400万元。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原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
“贪饱就跑，一跑就了”，腐败分子的新花样，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媒体梳理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发现，截至2014年12月，位列红色通缉令中的在逃中国籍人员超过160人，其中至少有50人的罪行明确涉及职务犯罪和贪污腐败。
突破重点个案，才能形成国际震慑。然而，外逃案件既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样是追逃的难点。据信，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3个国家是中国贪官的主要藏匿国。 《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称，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
腐败分子之所以青睐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部分法律制度与我国不衔接，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这些制度差异，打擦边球、钻空子。
面对现实中的难题，如何突破？
“强化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全会为突破案件给出了具体方法。
这一做法已在去年的追逃追赃中取得成功。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慑于压力，从美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此案便是中央“追逃办”直接督办的重点案件，也是中美双方共同确定的重点案件。
该案的成功突破，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百度搜索相关结果就有257000个，网友“南海卫士”说：“王国强的归案表明，海外，不再是‘法外之地’。贪官快自首，否则一生将如丧家之犬。”
中央“追逃办”表示，今年，要从几个层面推动重大案件突破，一是对中央确定的重点案件，咬住不放。二是推动最高检、公安部等单位梳理出一批重点案件，由各部门推进。三是对每个省提出一批重点案件，督促各地及时采取措施。
对中国的追逃行动，尽管有外媒认为，“剩下的都是更难啃的硬骨头”，但给予积极预测，德国《柏林日报》称，“虽然与外国合作存在许多障碍，但未来一年中国将发起新攻势。”
狠抓数字积累——任你亡命天涯也要人赃俱获
“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布下天罗地网”，全会每一句表述的背后，都包含着大量相关性和基础性工作。可以说，这些内容和目的都指向“把更多的外逃腐败分子抓回来”，从而完成量的积累。
“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已经完成良好开局。2014年，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筹协调下，形成强大合力的国际追逃追赃，取得“量”的突破。
其间，推动公安部开展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半年共从69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相当于2013年全年抓获总数的4.5倍。推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开展3个月，成功将49名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劝返或抓获归案。这一数字占此前7年（2007年至2013年）总数98人的50%。
数据成果赢得了民心。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2167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在2014年反腐工作中，52.5%的受访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打击外逃贪官”，位列该项调查第二。而对2015年反腐工作有何具体期待的调查显示，排在第三的是“继续强力追逃追赃”，占受访者 52.1%。
量的突破，提振了群众反腐败的信心，也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方法。
今年，在加强中央各部门间协作的同时，还要建立省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追逃办”同志告诉记者：“今年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建立外逃人员信息库，实行动态更新，及时掌握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情况，做好追逃防逃的基础性工作。”
同时，通过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筹协调，开展一系列追逃追赃行动，对外逃腐败分子多头追击、重重围剿，布下追逃追赃天罗地网。
狠抓务实合作——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
2015年，履行好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秘书处职责，推动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是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要求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履行大国责任，主动参与并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反腐败国际舞台发出更加响亮的“中国好声音”，以引领包括追逃追赃在内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朝务实合作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于军说：“今天的中国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出发，一个是参加国际组织，一个是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虽然是刚起步，但是思路是特别正确的。”
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已与39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并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初步构建了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
“2015年，我们力争在推动与外逃重点国家签署司法协助类条约方面，做出更多突破。”中央“追逃办”同志说，如推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商谈引渡条约，推进中澳、中法、中意引渡条约批约进程等。
这些国际间合作，无疑将有力地打击腐败外逃。然而，追逃追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仅是中国遭遇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
众所周知，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腐败导致平均每年大约2.6万亿美元被窃取，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多。
通常认为，腐败和行贿受贿事件在发展中国家更普遍，最近的《参考消息》引述外媒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跨国行贿报告》却指出，应该重新认识腐败问题了。该组织对1999年至2014年之间87个国家已作出判决的427起海外行贿案件分析发现，许多案件发生在发达国家（22%）和高度发达国家（21%）。
尽管各国深受腐败之害，但是，由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致使国际追逃追赃成为各国的难题。尤其对那些在逃的大案重案，更是困难重重。1999年出逃加拿大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经过13年的谈判于2011年被遣返，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为达成反腐败共识，按照全会精神，追逃追赃工作站在构建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战略高度，利用多边会晤、双边谈判、部门对口合作等方式，宣传我反腐败追逃追赃主张，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仍将是2015年我国开展追逃追赃的鲜明特色。
外媒称，中国的积极姿态，将赢得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记者 滕抒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