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腐败，绊倒在球杆上的“节操”
如果有哪项体育运动最易让公众联想到“官商勾结、勾肩搭背”，那可能非“贵族运动”高尔夫莫属。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30多年来，高尔夫出现在新闻中，常伴有官员腐败堕落、奢靡享乐的影子。3月31日，商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构成违纪，被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立案调查。之前，国家部委联合公布了已取缔的66家高尔夫球场名单。中央不遗余力整治“球杆上的腐败”从未停歇。为何小小一枚高尔夫球竟能撬动党员干部的党规和法纪底线？
1 异化的运动
高尔夫本无罪，罪在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畸形利益诉求。
时值春日，草长莺飞，又到了一年一度打高尔夫球的旺季，全国各地已蛰伏大半年的高尔夫球场也纷纷开始活跃起来。2014年，媒体曾报道陕西省国家级贫困县柞水县打着“盘龙植物观赏苑”的招牌兴建豪华高尔夫球场。而在两次曝光后，这家高尔夫球场仍在火热营业。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因为早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2006年高尔夫球场更是被明确纳入《禁止用地项目目录》。面对媒体记者的追问，柞水县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主管部门则是互相推诿、三缄其口。
柞水县并不是个例。一边是十年来中央连发多道禁令，一边却是新建高尔夫球场春风吹又生。据报道，从2004年至2014年10年间，全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剧增了400多家。每年净增球场数量近40家，仅2005年一年全国净增球场数量就超过50家。即便2014年是清理整顿关键年份，全国依然有17家球场建成并开业。
一个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相当于近百个足球场。球场用地规模如此庞大，不仅蚕食了我国本已紧张的耕地面积，而且一年耗水量超过40万立方米，维持日常运转势必会危及地下水安全，更不用说施用的化肥、农药随雨水极易污染附近的水库、河流。如此高昂的代价意味着仅有极少数区位能够满足修建标准，然而事实上高尔夫球场却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遍地开花，甚至一些“老牌”贫困县也来凑热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没提高多少，一个个“风光旖旎”的高尔夫球场却拔地而起了。
与名烟名酒、豪车豪宅一样，高尔夫运动成为商人“勾搭”官员的公关利器，高尔夫球场逐渐演变成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权钱交易的混浊场所。在一张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一顶顶高尔夫协会头衔、一项项高尔夫比赛奖项的糖衣炮弹下，曾经正气凛然、勤勉为公的党员领导干部纵情声色犬马，甚至沦为不法商人攫取暴利的同谋者和保护伞。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原副主任廖小波贪污受贿案发后，办案人员在其家中发现多个高尔夫球赛比赛证书和奖杯。在庭审现场，其妻供述，为了在深圳某高尔夫球场办球卡，廖小波甚至让她向某集团董事长索贿；
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在被中央纪委宣布调查前，还在外省由私营企业老板陪同打高尔夫球……
在一些国家资金、资源比较集中的大型央企，公款打高尔夫球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2014年，中央首轮巡视，中粮集团被巡视组指出“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等奢侈浪费问题突出”；第三轮巡视，中国联通、南航和中海运等3家央企被中央巡视组揪出“个别领导人员或用公款或接受供应商安排打高尔夫球”。
开在高尔夫上的腐败之花，使得这项本应纯粹的体育运动，逐渐异化成行贿受贿的工具和奢靡享乐的符号。一根球杆绊倒社稷股肱，一枚小球毁掉官员前途，背后是权力和利益相交织衍生的悲剧。
2 畸形的政商关系
权力充当了高尔夫球场野蛮生长的庇护者和帮凶。违建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投资企业和个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追逐不正当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和官员在项目审批上开绿灯、没有及时依法制止违法违规项目的建设。
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课题组组长邓联繁教授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政绩观错位，搞形象工程，过于看重高尔夫球场伴随的巨大投资、GDP以及所谓的‘城市品位’，主观上纵容甚至暗中鼓励土地开发商从事违规高尔夫球场的建设”。
违建高尔夫球场的“化险为夷”，同样暴露出暗地里的“权”“利”运作。相关监管部门和人员对明知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检查走走过场，处罚雷声大雨点小，监管方和开发商“皆大欢喜”，而破坏的是当地的发展大局，损害的是党纪国法的威严。
以高尔夫球为圆心画出“官商利益圈”，高尔夫球场成为某些腐败现象的衍生空间，以体育休闲为名暗藏利益输送暗道，这种扭曲的政商关系对于政治生态的危害甚为深远。
前有身陷医药系统腐败窝案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因痴迷打高尔夫球，与医疗器械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攸关百姓生命安全的医疗器械问题上丢了底线，为唯利是图的器械商大开绿灯；
今有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在升任德宏州委常委后，热衷于吃喝玩乐，爱和老板打高尔夫球，最终走上了腐败的不归路。
一枚小小的高尔夫球折射出官商勾肩搭背的“小圈子文化”。从十八大以来查办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情况看，不少腐败官员都与不良商人存在利益往来，甚至到了共生共荣共腐的地步。官商勾结的畸形政商关系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也腐蚀了干部，恶化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
3 堵住公权力滥用的缺口
整治“球杆上的腐败”一直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的重头戏，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致力于整顿违规高尔夫球场，加强对公职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监管工作。
2014年7月以来，随着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中央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全国掀起了一场高尔夫球场的整治运动。自2014年9月至年底，仅北京就至少关闭了12家高尔夫球场。
“违规高尔夫球场不能仅仅关停了事，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应更进一步找到责任的源头。对违法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投资企业和当事企业家给予相当程度的经济处罚，还要对在违法违规建设过程中不负责任的职能部门和官员进行严厉问责。” 中国矿业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刘金程认为。
对于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坚决取缔。而对官员出现顶风违纪打高尔夫球的作风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中央的“零容忍”态度一以贯之。多部门联合清理违规高尔夫球场的雷霆行动中，王沈阳因为顶风违纪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活动被立案调查，即是很好的例证。纪检监察机关一把戒尺量始终，高悬纪律审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必将对心存幻想的官员形成强大震慑。
解决高尔夫球场反弹，还要从修正主政者的决策基准入手，建立有力的倒逼机制。在渴望政绩形象的冲动下，地方官员两眼只盯着GDP数字，追求粗放的经济繁荣，才导致一个个违法的高尔夫球场在国家一阵阵喊打声中，如春笋般冒出、生长、经营、壮大。主政者光荣升迁，却留下一个泡沫破裂、经济疲软、环境破败的烂摊子。要建立和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不管是任内还是离任，对于在审批高尔夫球场项目问题上失职、渎职的政府官员一律严肃问责，从而倒逼官员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科学施政。
严厉查处、严肃问责官员涉高尔夫腐败问题固然能够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但唯有从堵住公权力滥用缺口入手，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让“权”“利”交换无可乘之机，矫正畸形的政商关系，才能真正消除攀附于高尔夫运动之上的腐败行为。
2014年底，广东省纪委、监察厅印发了《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对严禁现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作出了规定；
今年2月份，海南省三亚市纪委《关于对公职人员打高尔夫球情况进行统计的通知》，对全市公职人员打高尔夫球情况进行专项调查统计……
各地各部门用一系列具体举措，展示着防治高尔夫腐败的决心。
刘金程认为，促使官员与高尔夫球保持“安全距离”，一方面需要加强调查的透明度，对官员公款消费和与不法商人存在的权钱交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另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投诉和举报机制，发动更广泛的监督力量，使官员的任何违规行为都“无处可藏”。
“除了加强对权力的约束，细化官员在高尔夫领域的行为规范也很必要，明确官员在高尔夫领域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应该怎么做，防止官员权力成为高尔夫球场的‘黑手’，实现‘高尔夫的归高尔夫，权力的归权力。’”邓联繁建议。
总而言之，治理高尔夫腐败，不能止于高尔夫这项运动本身，否则只是扬汤止沸，没过多久，权力的“兴趣转移”又会导致下一个“高尔夫”的出现，周而复始。关键是，要用清理这一契机，剥离滋生在高尔夫球上的种种畸形利益诉求，将官员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权力最终“安分守己”，不法商人才会不再“惦记”，以高尔夫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才能恢复纯粹，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回归清明。（本报记者 王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