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十八大以后的历史动向在《人民的名义》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原书记崔泰丰的评价。正因如此，伴随着《人民的名义》大热，人们关注的目光再度投向中纪委。
就在今年2月，国内某权威媒体做了一项民意调查，主题是反腐带来的深层次变化。结果显示，“社会风气更加清朗，社会环境更加和谐”和“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位居前两位，分别占到受访者的65.69%和62.19%。这个调查结果被许多网站转载，题目改为“习总交给王岐山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引来网友一片点赞。
2012年至2017年，中纪委主要做了哪些事？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8个方面去总结。
充实一线力量，纪委回归本来的角色
2013年4月22日，时任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起了个大早。这位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纪检兴奋之余还有些紧张，因为那天，王岐山要在中南海约谈她。“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你就说说财政部本身落实八项规定的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王岐山语气很平和，这让刘建华放松下来。谈话过程中，王岐山听得很认真，遇到感兴趣的话题就插话交流。“像拉家常一样，越谈越轻松。”刘建华回忆道。
那段日子，王岐山将近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其间，他带着中纪委领导班子，约谈了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今天看来，这已经清晰地照见了王岐山上任伊始的工作思路：抓一线纪检监察工作。
纪检一线的工作强度随之加大。某年夏天，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比赛还没结束，一名场上球员突然下场——他接到通知，马上要赶火车去外地办案。不单是中纪委，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的工作状态大抵如此。一名接近纪委的人士跟《环球人物》记者讲了个故事：“我有个朋友在某省纪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办案，只带了当季的衣服，没想到一去就是两个月。没办法，他爱人只好带着换季的衣服，坐火车给他送了过去。类似的事情，这几年在各级纪委不算新鲜。”
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6个月后有了大动作——调整中纪委内设机构，充实一线办案力量。2013年5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中纪委负责案件查办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10个。此后不到1个月，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落马，负责查办的正是新增设的第十室。
2014年3月，中纪委再次调整内设机构，纪检监察室由10个增加到12个。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介绍，12个纪检监察室占中纪委27个内设机构的将近一半，每个室配备人员30名。这意味着，经过两轮机构调整，中纪委在人员、编制均未增加的情况下，直接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增加了100多名。
在中纪委的带动下，从省到县的各级纪委陆续进行了机构调整，增加一线办案力量。“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和纪检监察主业无关的事。比如忙着帮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处理突发事件，典型的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但有些同志还乐此不疲，认为工作有地位。”曾任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的陆群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新一届中央纪委纠正了这个错误倾向，重新定位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问责的主要职能，这太重要了。”
“聚焦”是王岐山不断强调的一个词。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参加了河南代表团的审议工作。听完代表们对反腐问题的发言后，他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职责定位，聚焦中心任务。”一年后，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王岐山对纪检监察部门强调提出“聚焦聚焦再聚焦”“守住主业不发散”。
“充实纪律审查一线力量，深耕主业，本就是纪委的职责所在。可以说，王岐山书记带着纪委回归到了本来的角色上。”陆群说道。
八项规定，抓住不放，抓到习以为常
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王岐山曾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闭幕晚宴上，讲述了自己的老师——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前副校长张伯声的故事。1926年，张伯声乘船赴美留学时，常坐在甲板上看着海浪思考。他见海浪涌动，并非直上直下，便思索应该是这样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最省力，进而联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最终推导出了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波浪地壳构造”。王岐山感慨道：“他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在历史潮流的问题上，实际上和大自然是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
王岐山深谙历史大势的顺逆之道。掌舵中纪委之后，他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破题处。这个题初一看显得很小、很细、很碎。“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在各地引发的反应令我吃惊。各地的政研室闻风而动，……把电脑里的文件调出来，七改八改就出台一堆规定，根本没有‘抠’住八项规定的具体条文及实质。因此，各地反映说，这些规定太快、太宽、太严。我问他们：你们做得到吗？坚持得了吗？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还是一阵风、刮过去就算完了，没有认识到这是关乎人心向背、是作风根本转变的宝贵机会。”王岐山说，“八项规定是很具体的，一点都不抽象，而且政治局常委就带头遵守。”
“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岐山在个人自律这点上一直都做得很好。”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王岐山共事的魏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年轻时，王岐山就很俭朴，从不戴名表、穿名牌，在工作中遇到吃喝应酬，宁愿驳人面子、搞得气氛尴尬，也不随波逐流。“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看不惯的事就绝不容忍。”
2014年8月，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会议上说：“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5年……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有的）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当时就在现场，听完王岐山对严抓八项规定的表态后，只觉得“酣畅淋漓”。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这个“名片”的分量深有体会：“执行八项规定的这4年多来，党内风气有了明显改观。过去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得到了明显遏制；一些世风不正的现象，都有明显的收敛和改正。”李永忠的行政级别是正厅级，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过去我回老家，不论是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学，还是开办民营企业的熟人，都跟我说逢年过节请客送礼的事情弄得他们很疲惫。这几年好多了，有个朋友说自己过去请客送礼一年下来动辄几十万，现在就是他想送也没人敢收，负担轻多了。”
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王岐山始终很清醒：“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对于党内的作风问题，中纪委多次强调和明确，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到全体党员习以为常”。
立规矩，“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
2013年3月22日，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两人相谈甚欢。后来，王岐山讲述了那次会见中的一个小插曲：“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8300万是一个相当于中等偏大国家的人口规模。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观点就是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这就是我的信条。”
怎么管？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为近9000万党员立下的“规矩”。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多番调研，几番辛苦，最终树立起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规矩”，也成就了“史上最严党规”。
规矩有了，接下来怎么办？王岐山早就想好了。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王岐山9天内6下团组，每次讲话都不离反腐。他态度坚决地表示，要把纪律、规矩严起来。怎么严？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及时处理，决不能放任自流，该纪律处分的及时处分，该组织处理的作出处理。这样不仅治了一人，对其他人还有警示作用。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表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意思是说，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该明显高于普通群众，不能把不违法作为底线。”陆群对《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在他看来，这也是对过去纪委工作方式的一种纠偏。“纪委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案、要案上面，小的问题就忽略了。有人举报作风问题、吃吃喝喝问题，纪委办案人员往往觉得可查性不强，就放过了。结果有一些‘小鱼’就养成了‘大鱼’，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湖南省纪委工作时，陆群经常有机会进入监管场所，与一些被查处的官员面对面。“几乎所有的落马官员都对我表示，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如果有人给敲一敲警钟，自己可能就不会滑向深渊。”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而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是顺理成章之事。一位纪委人士透露，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为例，她的问题首先是违纪。“吕锡文爱打网球，爱品红酒，身边形成了‘网球圈’‘红酒圈’等小圈子。在这些圈子里，她结交了一批‘朋友’，搞团团伙伙，妄议中央，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同时，她的小圈子里也存在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
对于干部由违纪发展到违法，王岐山曾用“子不教、父之过”来形容自己的痛心。“如果各级党委、纪委真正履行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按照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要求干部，他们就不至于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
“这几年，各级纪委约谈干部逐渐成了常态。过去大家总认为，纪委约谈肯定是出了大事，所以最初被约谈的干部即使没问题也很紧张。几年前有一次，我们约谈一个干部，他非常紧张，拿材料时手直抖，安静的房间里只听到纸张抖动的声音。现在不一样了，发现问题及时谈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干部们对纪委约谈也逐渐习惯了。”一位在纪委工作的干部说。
陆群对此深以为然，他说：“在企业工作，我常对纪委的同志们讲，你们有案子查的时候，就扎实开展审查工作；没案子查的时候，就多找人谈话、多了解，敲敲警钟，把他们脑子里的那根弦拧紧。王书记说，要拎一拎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流一流汗。我觉得，有时甚至可以让他们流一流泪。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他们全家人流泪。”
查大案，“反腐败斗争中也存在‘力学原理’”
有人将2014年视为中国反腐斗争的一个高潮。那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正国级、副国级官员落马，另有一大批省部级官员被调查。其实，这个反腐的高潮年份可谓跌宕起伏。
2014年8月，周永康落马后不到一个月，王岐山来到全国政协与委员们交流，有委员问：“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看到王岐山没说话，有人问：“是不是‘你懂的’？”王岐山笑了：“以后你就慢慢懂。”
此后几个月，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数量相比之前少了一些。一时间，“反腐到头了”甚至“反腐过头了”的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当年12月12日，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有媒体注意到，在那次会见中，王岐山谈到反腐时“表情略显凝重”。他说：“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仅仅6天后，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紧接着，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在同一天落马……在这一年的最后半个月，反腐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其实中纪委反腐的节奏出现“变化”有客观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办案也需要时间。以周永康案为例，早在2013年底，案件已经基本盖棺定论，但实际操作需要一步步来。李永忠为此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角度：“在反腐败斗争中也存在‘力学原理’，有作用力必然会有反作用力。4年多来，我们看得出，反腐败遇到了很强的反作用力。贪腐官员不会坐以待毙，有时会挣扎、反扑。这也是为什么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保持。”
经过2014年这个反腐“大年”，人们逐渐习惯了中纪委的反腐尺度——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上不封顶。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已经查处高级干部200多人。
“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
不但上打“老虎”下拍“苍蝇”，中纪委还关注着海外。早在2013年1月，王岐山就提出要对配偶子女在国外的“裸官”加强管理和监督。2014年5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