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成"麦霸"怎么办？末位发言为遏制破题

　　“三重一大”制度颁布以来,党委集体决策日益规范有序,但在实践上，虽然一些重大决策也经过了集体讨论，但会议开成“一言堂”，甚至成为摆设也屡见不鲜。

　　一些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不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凡事喜欢先“定调”,不仅导致决策成了乱决策、违法决策、专断决策、拍脑袋决策,而且带坏了干部队伍的风气，“一把手”最后沦为“一霸手”。

　　梳理部分落马官员案例可以发现,“一言堂”的官员并不少见。

　　从左到右依次为季建业、仇和、万庆良。

　　2013年10月落马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据了解,2010年季建业上任南京市长后,就一直主推全城雨污分流工程。根据当时的计划,从2010年至2014年底投资人民币180亿元。然而,“花了上百亿财政资金的全市工程,市长说上马就上马,既没有开市民听证会讨论,也不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到处开挖,处处都是工地、条条道路都堵车”。几年来,南京市到处都听得到市民对雨污分流工程的抱怨和意见。 

　　“城市污水厂和主管道这些‘大动脉’没建好,小街小巷的‘毛细血管’就全面铺开,就算建好了也没法立刻投入使用。”南京市住建部门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

　　与季建业相似的还有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在主政昆明期间,“仇和几乎完全越过其他官员直接过问具体的土地项目”,“他经常组织各种部门领导、房地产老板在一起开会,直接谈想法、下命令,包括昆明市长在内的其他领导很少有说话的机会,当然说了也白说”。 

　　相较于季建业、仇和,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也“毫不逊色”。据了解,在万庆良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广州一系列新城的规划在调整后相继公布,包括金融城、医药城、教育城、生态城等16个新城。这一系列规划遭到了诸多人士批评。有学者评价广州是“城”最多的城市,然而多个“城”开发下来,让人只看到房地产项目,却不见原定的产业功能。 

　　国际知名规划专家、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曾表示,他在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中遭遇了种种“挫折”,希望大家不要再叫他“规划之父”了,因为他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指万庆良)。

　　6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领导该什么时候发言》的文章指出,近些年,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本来是件挺好的事,却因为决策“闭门造车”,导致群众不理解、不支持而不能出台,或者遭遇强烈反对而匆匆下马。这既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尤其对于基层地方政府,重要的决策往往干系着一地兴衰,因而此类现象的危害尤其突出。”

　　比如,安徽池州耗资300多万建设的平天湖玉带桥在即将竣工之际遭拆除。据称,该桥本身因尺度过大,与周边环境不甚协调,破坏了平天湖水面整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平天湖水循环,故决定拆除该桥梁。而耗资400亿元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即将开园之际,部分已建成的各式建筑不得不拆除。这类短命工程近年层出不穷,究其背后,都有因“一言堂”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影子。

　　对经济腐败,如今已有完整的惩处体系,而对决策失误,尚难言完善。目前,我国已有17个省级政府和23个较大的市政府出台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章,但实践中还存在着程序规定语焉不详、公众参与不充分、集体讨论走过场等问题。

　　大家都说了话,却众口一词;决策开了会,却成了走过场。可万一决策错了,责任又被推到了集体头上。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日前,由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已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针对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决策的“一言堂”等现象,征求意见稿明确集体讨论决定为决策必经程序,并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规定决策事项应当经决策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由行政首长在集体讨论基础上作出决定。其中,征求意见稿对于集体讨论还规定,行政首长最后发表意见;行政首长拟作出的决定与出席的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由;会议讨论情况和决定应当如实记录。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一把手”最后发言的规定,必须通过强化监督才能确保执行到位。近年来,“一把手”最后发言的落实情况被纳入年度述责述廉内容。但更有效的监督举措,则是在巡察工作中,聚焦“一把手”是否有效落实民主集中制和末位表态开展政治巡察,会进一步增强落实这一制度的震慑力。

　　对“一把手”的监督,不仅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点,也是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难点。以“一把手”最后发言为抓手,推动决策从暗室走到阳光下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可谓扭住了“一把手”监督的“牛鼻子”,对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集体决策时“一把手”最后发言,不是个小事。

　　(来源|综合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