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条例周年记:"官帽"可变"草帽" 转岗退休皆追责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一直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的利器,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体现了党中央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制度与行动的坚强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因此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劝诫千遍,不如问责落地。长期以来,官员办错了事,甚至失职渎职,批评几句,写份检讨,就可能过关了。不疼不痒,难以吸取教训,以后重演前戏,可能性极大。问责条例的施行,这样的美梦再做不成了。

　　《问责条例》虽然不足2000字,但明确了六种问责情形,并对既有的10多种问责方式进行了整合规范。在实践中,各地根据条例精神和实际情况,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实施办法,从而让《问责条例》在各地落地生根,不断释放制度力量。

　　2017年2月8日傍晚,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有省部级官员受到“断崖式”降级处分。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和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窦玉沛,由于管党治党不力,严重失职失责,所辖单位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和严重警告的党内纪律处分。李立国由正部级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窦玉沛提前退休。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问责条例》首次作为处分依据出现在中纪委发布的立案审查通报中,信号意义明显。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表的评论指出,对他们的处分和通报,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 

　　另外，2017年4月，民政部原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陈传书工作严重失职失责被问责；2017年6月,曲淑辉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

　　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点名道姓曝光北京、广东、湖北、青海等地失职失责典型问题30余起。因本系统多人违纪违法、对本单位人员受处分决定落实不到位、“四风”问题突出等原因,多地“一把手”或纪委书记受到不同程度的党内纪律处分。让我们看看领导干部那些失职被问责的行为吧! 

　　2015年来,四川省金堂县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连续出现问题,多项水利工程因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指导、监管不力出现严重工程质量问题,而作为直接分管工程管理工作的金堂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作华却对质量监督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完全撒手不管。 

　　2016年7月,叶作华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6年4月,云南省石林县纪委经调查发现石林县安监局公务用车费用超过县公务用车运行定额标准,违反石林县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加油卡领用登记不规范,随意性较大,造成部分加油卡去向不明或被其他单位使用。 

　　该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前后两任党总支书记、局长李金宝、姬卫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被县纪委给予诫勉问责。

　　2017年3月,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纪委查处了某社区9名社区干部在集体资产招标过程中收受企业贿赂,为招标“开绿灯”的案件。 

　　如此多的党员干部被处分,社区党总支书记董承辉难辞其咎。在接受纪委约谈时,董承辉坦诚“平时我不太注重廉洁方面的教育管理,对社区党员队伍建设不够上心,存在‘老好人’思想,没有针对苗头性问题约谈相关社区党员干部”。事后,董承辉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016年1月,安徽省固镇县杨庙乡纪委在查处该县刘魏湖村支部书记邱坤付索贿受贿问题时,在没有从轻处理的情节和事实的条件下,给予邱坤付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量纪不当,处分畸轻。 

　　2016年7月,固镇县纪委按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关规定,对杨庙乡党委和纪委进行责任追究,责令杨庙乡党委、纪委检查整改并在全县通报批评,对党委书记宋家凯、纪委书记周慧诫勉谈话。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纲领。正如王岐山所指出的,监督执纪问责是纪委职责所在、使命所然。要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敢于较真碰硬,发挥“探头”作用,激发担当精神。

　　这一年来,各地抓紧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大多数省区市出台贯彻《问责条例》实施办法,细化问责情形,规范问责程序,为执纪问责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依据。

　　《问责条例》制度化、精准化,一方面是握《问责条例》的治理重点和实践“重音”,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及存在的紧迫问题开展问责。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才能充分发挥其震慑效应。另一方面,问责目的是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治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共性问题,以及“处处是高压线,就是从来不带电”的宽松软现象,还得以正反两方面的合力,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因此,要注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式,用好问责追责这件利器,不可只问后果而不问义务违反程度,只听舆论呼声而不问过错程度,甚至将严肃的问责制度庸俗化。 

　　问责追责之要,在于公信力与执行力的比翼齐飞。责不在于重,而在于必。只有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才能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首先要防止“制度空转”,特别是防止好人主义、关门主义暗行,搞“家丑不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是强化“监督的再监督、问责的再问责”,把《问责条例》执行情况纳入专项巡视、监督检查等常态工作中,倒逼各级党组织把自己摆进去,瞪起眼来真问责、严问责;最后要尽快积累形成问责案例库,促进“开门问责”,提高党内问责的执行力、公信力和精准度,既不放过不负责的官员,又避免问责畸轻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