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清楚,他不仅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对自己和家里的亲属要求得更严格。比如,对于在国内视察,他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准省市领导人去车站或机场迎送；不准宴请和陪餐；吃饭时两菜一汤,不准酒水招待不吃高级饭,不准摆水果；去公共场所不准封园闭店也不要戒严。不仅如此,周总理经常出去连茶叶都是自备的,走到哪里都是尽量不花公费。 平时,只要有时间,周总理就要检查他的个人支出交费情况,他这样做倒不是看花了多少钱,而是要查查自己是不是受到特殊照顾。1964年的一天,周总理突然问起,他的住房交费,因为我们都不清楚,周总理就让我把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来,具体了解西花厅他住房的平米数的交费金额,周荣鑫告诉了他,周总理一听交的钱数就批评了周荣鑫,说交的房租少,不合理,并且一定要补交,他说我住房就应该交房钱嘛,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其实当时按规定办公室和客厅都是可以不交费用的,可周总理却一定也要把这部分补上。 记得我刚到西花厅那年冬天,看到从后院走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子,赤脚穿着一双拖鞋,衣服也很单薄,手里端着一只小锅,一个人悄悄地往食堂走。“呦,那是谁家的小孩儿呀,穿得那么少?”我有些奇怪,心里存了个疑团。后来,我才知道,那男孩儿是周总理的侄子。总理自己没有儿女,但一直抚养着他弟弟的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平时在寄宿制学校,星期天和节假日有时就回到西花厅。对自己的侄儿侄女,周总理一直要求很严,从小就让他们到工作人员食堂用餐,也从不带他们参加中南海举行的任何晚会。周总理还经常告诉他们:“不要向人家说起和我的亲属关系,别人知道这种关系对你们没好处,有的人会给你们特殊照顾,这样不利于你们的成长；碰上别有用心的人还会钻空子。”就这样,在周总理家里,不论那个孩子来到西花厅,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吃在大食堂,总理的办公室更是根本不让他们进去。 周总理有一个侄子,1964年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他娶了原籍淮安市的一位女教员。钢院考虑到他们夫妇两地分居不方便,就想把女方调到北京工作。有一天,这夫妻俩来看周总理,周总理详细地问了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得知女方要调到北京时,他就对侄子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女方调到北京?你调回去也一样嘛。我看,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还是你调回去比较好,不要因为你是我的侄子就特殊。”邓大姐也说:“听伯伯的话,你们回去比较好。如果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就随时提出来,我们会帮助你们。”总理的这个侄子很听话,让妻子仍回到原籍教书,没多久他也接受了总理的建议,调回原籍了工作了。 “文革”初期,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周总理有一个侄女也赶上初中毕业,去了内蒙牧区插队。过了一两年,又掀起一股参军热,很多干部的孩子都想方没法当了兵。恰在这时,周总理的小侄女来西花厅看他。那天,那孩子穿着一身没戴领章帽徽的崭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告诉周总理自己当兵了,现在正在北京黄村的新兵连集训。 “你是怎么当兵的?”周总理问她。那孩子说是通过正当手续当的兵,保证没走一点后门。周总理当时没多说什么。等侄女走了,周总理就把他的卫士乔金旺和我叫了过去,让我们向有关部门了解一下他的侄女到底是怎么当兵的。按照周总理的交待,我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他侄女确实是从基层通过一道道手续当的兵,没有走后门。我把了解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了,满心以为这下他可以放心了。周总理听后,半天没有说话。后来,周总理说话了,谁料,他做出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都十分吃惊的决定:无论这孩子是怎样当的兵,都得动员她回内蒙继续插队。“总理,用不着吧,她手续齐全也没走后门,就让她在部队锻炼锻炼。”我曾经试图劝周总理改变他的决定,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兵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到牧区也一样锻炼嘛。”周总理说这话显得很严肃。待了一会儿他又说:“虽然她是按正当途径上来的,可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是因为我的关系她才当的兵,这样我以后不好做工作呀。”我知道周总理的脾气,他决定了的事儿谁也劝不动,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好把周总理的决定向他侄女转达。那孩子倒也通情达理,说伯伯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吧。 “赵炜、乔金旺,这件事儿交给你们,有便车时你和乔金旺把她送回去,免得尤太忠抹不开面子又把她留下。”当我向周总理汇报他侄女已经同意回内蒙时,周总理又给我布置了一个新任务。几天以后,正好听说北京军区有车要回内蒙,周总理就让我们送他侄女走。那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西花厅又见了侄女一面,对她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就这样,周总理的侄女脱下了那身还没穿热的新军装。那天,下着大雪,气温也很低,我和乔金旺上午去了黄村,向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又亲眼看着周总理的侄女上了一辆军用吉普,直到车子开动好久,我们才往回走。回到西花厅,我向周总理邓大姐汇报了送他侄女走的一些情况,周总理听得很认真。 当时,我还觉得周总理对自己的亲戚太严格了,过了一段日子,我才体会到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那阵子,周总理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想方设法让子女当了兵,周总理和邓大姐都是劝说他们不要利用在西花厅的工作关系搞特殊。

虽然周总理对亲属要求很严格,但在内心里,他和邓大姐对于那些肯听话,能支持他工作的侄儿侄女却是给予了更多的照顾。像周总理那个回原籍教书的侄媳妇,邓大姐一直对她都很关照,要看病帮助找医生,生活困难也多次给予资助,这种关照一直坚持到邓大姐去世。而对于那个脱下军装的侄女,邓大姐给予的关照就更多了,每年她从内蒙回来,邓大姐都要给她些零用钱或买几件衣服。当时买布得用布票,每个人一年都有定量,有时候邓大姐的布票用完了,她就向我们工作人员借。后来,周总理的那个侄女在内蒙成了家,欠下几百元钱,以她当时一个月几十元钱的收入,很难还清那笔债务。有一次,她来北京,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就和我提起这件事儿,我告诉了邓大姐。听说侄女有困难,邓大姐什么也没多问,立刻拿出几百元钱让我给她。我知道,她是从心里不愿委屈了那些听话的孩子。 周总理还有一个侄子,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沾染了很多恶习。解放后,他在山东又到处乱吹自己是周恩来的侄子,还在20世纪60年代初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周总理知道后,几次让办公室给当地有关部门写信,提出对他侄子要劳动教养。周总理还特意让有关部门转告他侄子:“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新中国的好公民,如果不痛改前非,就不再认他是我侄子。”在对侄子严格要求的同时,周总理还特别强调,如果侄子家生活有困难不要由政府补助,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由他自己出钱照顾,不要增加政府的负担。信发出后,当地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把情况反馈回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不放心,又几次让办公室催问。周总理、邓大姐对这个侄子的母亲也一直十分关心,他们对她的补助关照一直持续到她去世。 既严格又关心,这是周总理对自己亲属的一贯原则。20世纪80年代,我在整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些遗稿时,还发现过周总理给家乡政府部门的一些信件,内容多是对自己亲戚的一些私事的处理。周总理在处理这些私事的过程中一直强调费用由他负担。 周总理有一个婶母,20世纪50年代患了重病,一直在淮安县人民医院住院,1956年月10月,淮安县人民医院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婶母的病情,周总理收到信后没几天就给当地政府写了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淮安县人民委员会: 前几天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 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此致, 敬礼! 周恩来(盖章)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此信请人民医院负责同志一阅,不另附信。) 周总理的婶母1956年底去世后,他怕以前寄的钱不够,又嘱咐办公室给地方去信,请他们把费用单据寄来,并拿出由自己的工资补齐差额。后来,周总理的弟媳陶华患病,他也多次把医疗费直接寄给县医院,我在整理东西时就发现淮安县给周总理寄的54.28元的医疗费单据和周总理让办公室汇钱后列的应付款清单。 对周总理原籍的几间老屋,淮安县政府几次想把这些房子重修一下,周总理知道后坚决反对重修。这件事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曾听说过,但对细节了解不多,直到我在邓大姐 身边工作后,才对周总理的家事有了更多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邓大姐同我讲了很多情况,另一方面是后来有些事都是周总理和邓大姐交给我办的。1992年,我在清理文件时,发现了几封周总理或邓大姐给家乡政府写的信,读后感触特别深。 1958年,周总理就亲自写信给淮安县政府,认为修房之事“万万不可”,总理在信中这样说: “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过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作纪念馆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子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奖(除)陶华住的房子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50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院做纪念,引人参观。如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院的房屋子早已塌为平地了,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 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坐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埋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 周总理的这封信寄到淮安后,在当地政府和百姓间引起很大震动。遵照周总理的意见,淮安县政府也没有再修他老家的房屋。 然而到了1973年,淮安县不知怎的又想起要修房子,这件事传到周总理耳朵里,他十分着急。那年的11月4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待我马上请国务院办公室的吴庆彤同志立即给淮安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吴庆彤当即给淮安县委的一个副书记打了电话。当周总理听说淮安县准备将他家的老屋修缮后作为图书馆后,又让我转达他的了三点指示:第一,不许维修；第二,不许动员院里的住户搬家；第三,不许让人去参观。其实,淮安县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准备把周总理家的老屋的东院改做图书馆,而且已经占了三间当作书库,这回听了周总理的指示,他们决定停止施工。淮安县还报告说,县里没组织过参观周总理故居这样的活动,但还是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现在他们已经决定,要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不随便带人到那座院子参观,对外地的要求参观者也一概拒绝。这件事,直到吴庆彤办后写了汇报,周总理才放心了。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淮安县又把修周总理故居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周总理的侄子周尔辉听到信儿后立刻给邓大姐写信告知了这一情况。邓大姐接到信后十分不安,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违反周总理的生前的意愿,便亲笔给侄子周尔辉、侄媳孙桂云和淮安县委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修房子。邓大姐在信中强调:“关于整理修建你们的伯伯周恩来同志故居一事,你们及时告知我,这样做很好,你们的三点意见,也是正确的,既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的主张,所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同时又照顾到当前形势,从全局、从大局出发,要求县委停修的做法我完全同意。中央亦无此项安排。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家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恳切的要求县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并以此信传达层层县委避免今后再出此事。”邓大姐还说,关于修建周恩来同志故居之事,周总理在世时曾多次阻止,恳请县委领导同志们最好能遵照死者的意见办,以作为对他的最好纪念。鉴于当地群众要求建周总理故居的要求很强烈,邓大姐要求他们多向群众做解释工作,说服他们。邓大姐还说她对那些能够理解并执行总理生前愿望的干部群众表示感谢。在信的最后,大姐再次要求县委的同志们批准她的请求,同时希望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遗憾的是,大姐的这次请求没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淮安最终还是决定重修周总理故居。对此,邓大姐显得很有些无奈,但她没有再说什么,生前也没去参观过周总理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