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节省运动，不仅节省粮食，实际上是所有物资都能省就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杜绝奢侈。从当时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彼时对粮食之外物资的节省要求深入到了何种程度。

1933年7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一项通令，就信件传递提出要求。此前曾有规定“凡公私信而非带有严格的时间性，不得发特别快信”，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如一个干部因为丢了一支笔，用特别快信去问下落，还要求对方也用特别快信告知结果。

通令说“乱发快信，妨害了邮政工作，妨害了真正急需的特别邮递，尤其妨害了军事情报的邮递，浪费了公款，这种情形再不能容许继续下去”，为此规定了三条限制特别快信的办法：第一条就军事机关发特别快信提出要求，“限止在报告紧急敌情及送达紧急的命令与情报，其他均不得发特快信”；第二条就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发特别快信提出要求，重申特别快信的内容必须要有严格的时间性，而且只允许县一级机关发特别快信，区乡两级不得发，如果要发特别快信，须有主管领导在信件封面盖章才可；第三条责成保卫局“负检查之责，如发现违反上述规定者，除直接改为平信发递外，并报告该发信人之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该发信人以应得的处罚”。

苏区成立的工农检察部，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检查各机关单位是否存在贪污浪费的现象，检查结果会公布在《红色中华》上。1933年12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载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对瑞金县财政部九月和十月的决算检查结果，发现存在许多浪费现象。该单位九月份的文具费用是360元，但白纸一项就支出238元，十月份白纸一项虽有所减少，却也支出了130元。报告提示读者，在苏区“纸是重要生产品之一，价格原是极便宜的，但瑞金县苏区这一个机关在一个月内需用二百多块钱白纸”，这其中一定有很大的浪费。将检查结果公布出来，对存在浪费的单位无疑是种压力，促使他们认真执行节俭的要求。

一支笔一张纸也不能浪费，在苏区机关单位中是普遍的要求。1933年1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发布了节省运动的几条具体规定，对于节约纸张有一些做法：“印刷不清的有墨纸不能乱丢，好好把它积集起来起草稿及写条子等用”“私人写信不用信笺及用字纸写条子。信笺只限于写公函及指示信，信笺只发各部长及委员长”，禁止用白纸敷墙壁、擦油灯等。

1934年3月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上，刊登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关于中央印刷厂工作的决定，这份报告对准《红色中华》本身，公布了《红色中华》出版印刷中造成的浪费：“印一期《红色中华》实际只需要油墨十二磅，而任意浪费报账二十四磅半”“煤炭每天用五百斤，只烧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作为废物”“每期全张报纸（二万份算）除营业管理费与利益外，只需一百三十四元三角，而中央印刷厂，因种种浪费，所以每期全张《红色中华》（二万份算）需一百六十四元六角一分，相差至三十元二角一分之巨”。这些浪费现象是“不可容忍”的，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为此提出了六条规定，其中要求“消灭上述不可容忍的浪费现象，减低生产成本费”“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为着革命战争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苏维埃的生产”。

勤俭之所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视为美德，不仅在于它是应对急难时的正确选择，亦在于它能培育出一种对物对人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于个人于家庭于国家的前途都是有益的，古人对此有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古列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