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六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其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写下了这句话。这是对其平生忧患意识的精辟总结，也可为心系国计民生的古代士人们忧乐观的标杆和典范。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或说“忧乐观”，亦有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
“忧乐”六问
王蒙
要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理解，我想先从传统文化说起。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文化热？
为什么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强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是对于文化激进主义的一种反思。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前进的，它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条直线行进。在150年以前，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国文化出了哪些问题，其中出现了比较激烈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在一开始有它的道理。我们要救亡图存，就要反思自己文化上的弱点。比如，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家，有一些封建迷信的陋习，等等。这些反思都是合理的。但是它不停地发展下去，就走到一个极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自己的文化彻底否定掉。而今，人们认为应该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反思。
第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还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自己的文化性格，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色。
第三，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精神资源的开拓，需要我们从各方面扩展、深化、发展我们的精神资源库，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财富可为我们所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与知识分子使命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和古代对于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可以叫做“士人”，对这些士人使命的理解。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个特点，以德治国。有些研究者对这一特点持批判态度。我们暂且不说它是好的还是有缺陷的，但要承认，这一特点是将政治道德化，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要求政治。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士人，是把“修身”放在首位的。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说一个士人，想要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首先要修身，对自己严格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我们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和传统。
我国对政治道德化的要求还有一点突出表现，就是追求和谐、中庸。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已经提出了“和”的问题。“和”是社会政治的理念，也属于哲学和审美的范畴，是哲学和审美的一种境界。《国语》中有八十九处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协和辑睦。声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礼记》中有八十处提到“和”字，还提出了政和、和气、和天地、和四时的概念，并提出致中和。“和”是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王道理想，也就是以德治国的理想。有对和的追求就有中庸的追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就是说，君子讲中庸，不要极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准确，都要恰到好处。但孔子同时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这种至高的道德已经很鲜有了——而这，就是忧患的根源。
中国重视政治道德，以德治国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和做法，是非常高尚的一种政治理想。实际上，治国当中除了道德在起作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憧憬的，我们从孔夫子那就开始追求的，是执政者靠自己的修养、靠自己示范天下的模范作用而得到万民拥护。能够为人民办好事，这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更是常常由此带来忧患——令人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要做许多的努力才能真正达到以德治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做到靠修身养性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就注定了中国的读书人会有一种忧患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忧”还是“乐”？
从中国整个文化体系来说，它强调的是乐。我们可以称中国的人生哲学是一种进取和乐生的哲学，自强不息，勇于进取，而进取者应该是快乐的。这一开头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yue）也是乐（le），就是喜悦，“学而时习之”是很快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又是乐的。人生是多么快乐。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你交很多的好朋友，朋友从远方到你这儿来，你也感到很快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做错了，你也不要生气，这些都是强调快乐的。
到了孟子那里呢，也同样讲乐，但孟子开始把乐的观念和天下的观念，和众人的观念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了。有人问孟子，“独乐乐，与人乐乐”？是自己一个人乐呢，还是和别人一块儿乐更乐？孟子回答，“不若与人”，就是说，不如和大家一块儿乐，和大家一起快乐最好。孟子就是把乐和众人和天下联系起来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乐”，强调的是君子胸怀宽大，经常保持一种快乐的心境；强调君子和山水之间有一种相通的关系，仁爱的人道德像山一样稳定，智慧的人智慧像水一样灵活，都是从这方面加以强调的。包括孔子说他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说自己每天还有决心做许多的事情，把吃饭都忘了；“乐以忘忧”，因为有这么多事情让他快乐，他都不记得忧愁了；不知“老之将至”，快乐得连老的到来都不知道。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强调的是“忧”还是“乐”？
之前说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乐”，但我们的政治责任感、政治道德强调的是“忧”。
这种忧患意识，一方面是由于要真正达到“治国平天下”非常困难，危机随时可能出现。几千年来，国家一直经历着稳定、发展、动荡、战乱，然后改朝换代，之后又是新的循环过程。《易传》提出，“安而不忘忧，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天下可保也”，就是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孔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每天你都要思考一些问题，要考虑一些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要有面对不良事件不良情况甚至是某些危险的准备。这辈子你随时保持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发生一朝之患。这样的道理在中国文化里讲得非常多，即使不是王公大臣，不参与朝廷决策和运作的文人，也有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从孔子、屈原，到鲁迅、孙中山、毛泽东，都有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政治理想不容易实现，这是忧患。忧心众生，这也是一种忧患。
另一方面，是对个人命运的忧患。这个最早是由孟子提出来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从个人的命运上来说，这种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因为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忧乐观为什么以“忧”为核心？
如果说“乐”是有感染力的，那么“忧”的感染力是超过“乐”的。“忧”使一个人变得伟大崇高。
我们对政治、对国家有一种期待，而现实中许多东西达不到这种理想，甚至和理想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为一些不理想的事物而“忧”，是一个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甚至也是一个人思想深度的表现。
曾经看媒体讨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说有的人善于把苦日子当好日子过，不怕贫贱，不怕穷困，而保有一种高尚的胸怀，这很好。还说有些人善于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这话我开始觉得不好听，好日子为什么要当苦日子过呢？但后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许多人由于自己的理想主义，总是在好日子里找到许多问题，为这些问题而忧愁，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费心。前几年演过一个小话剧，叫《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却是古巴的一个革命家。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不在古巴做官当领导，而是到其他拉美国家去发动革命，风餐露宿，四处打游击战争，最后牺牲在革命斗争中。切·格瓦拉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所以有他的深刻性、吸引力，有他的魅力。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占领幸福，也占领痛苦，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深刻而且高尚。人是应该懂得痛苦的，是应该能够体验、忍受、消化痛苦的。俄罗斯有一位很痛苦的作家——索洛夫斯基，他有一句名言，“我一辈子，感到悲哀的是，自己是不是配得上承受那些痛苦”。就是说，我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我深刻吗，我智慧吗，我伟大吗，我高尚吗？这是从世界范围来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直到范仲淹明确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讲了“忧”也讲了“乐”，但他的核心是讲“忧”。为什么会以“忧”为核心呢？就我个人来看，这反映了道德的抗逆性。所谓道德，往往在考验当中，在挑战当中，在逆境当中，才能得到彰显。中国老百姓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家贫显孝子，国乱出忠臣。”这正是说明道德的抗逆性。诸葛亮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讲道德的这种坚持性，这当然也是一种忧患。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不稳定性，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性，不忧不行，不忧的话就会更忧更糟糕。因此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忧”是一个核心。当然，在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忧”有很多不足之处。譬如，如果我们只考虑道德，而不去研究制度法律，显然是不行的。再有，我们在强调道德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对人的基本需求、合理愿望的满足，否则我们讲的道德也会变得空泛。
我的忧乐是什么？
我最忧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在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当中。那时候，看到国家的秩序越来越混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读书，作家不写文章……心想，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这当然是令人忧虑的。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从我个人来说，人生经历当中特别快乐和特别不快乐的时候都和国家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对个人的担忧完全脱离了对社会、对国家情况的判断和了解，这种担忧就是毫无意义的。更准确地说，我觉得忧患两个字，表达的是我对国家这种关切、与国运相通的感觉。不管我处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对国家的关切始终如一，和国运相通的感觉也始终如一。新中国建立以后是很美好的开始——就像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的，我希望这种开始的美好能够继续下去，这种关切并不曾因为个人的处境变化而中断。我和我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百姓，忧乐同心的感觉，也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但是，忧患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重了，毕竟我碰到较大挫折时年纪还轻，有许多事我也不懂，也并不能理解。
简单来说，所有的个体生命，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其间是充满了忧患的。《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讲的忧患，实际上更多的是讲一种责任、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思考、一种谋划。他的忧患意识还是积极的，和行动有关的，不是指一般情绪上的悲伤和忧愁。忧愁和忧患，这两个词的意义不一样。具体到内容，到每一个人、每一本书、每一个句子，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今天可以有所分辨，有所选择。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文化热？
为什么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强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是对于文化激进主义的一种反思。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前进的，它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条直线行进。在150年以前，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国文化出了哪些问题，其中出现了比较激烈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在一开始有它的道理。我们要救亡图存，就要反思自己文化上的弱点。比如，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家，有一些封建迷信的陋习，等等。这些反思都是合理的。但是它不停地发展下去，就走到一个极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自己的文化彻底否定掉。而今，人们认为应该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反思。
第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还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自己的文化性格，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色。
第三，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精神资源的开拓，需要我们从各方面扩展、深化、发展我们的精神资源库，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财富可为我们所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与知识分子使命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和古代对于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可以叫做“士人”，对这些士人使命的理解。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个特点，以德治国。有些研究者对这一特点持批判态度。我们暂且不说它是好的还是有缺陷的，但要承认，这一特点是将政治道德化，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要求政治。所以，中国的读书人，士人，是把“修身”放在首位的。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说一个士人，想要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首先要修身，对自己严格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我们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和传统。
我国对政治道德化的要求还有一点突出表现，就是追求和谐、中庸。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已经提出了“和”的问题。“和”是社会政治的理念，也属于哲学和审美的范畴，是哲学和审美的一种境界。《国语》中有八十九处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协和辑睦。声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礼记》中有八十处提到“和”字，还提出了政和、和气、和天地、和四时的概念，并提出致中和。“和”是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王道理想，也就是以德治国的理想。有对和的追求就有中庸的追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就是说，君子讲中庸，不要极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准确，都要恰到好处。但孔子同时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这种至高的道德已经很鲜有了——而这，就是忧患的根源。
中国重视政治道德，以德治国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和做法，是非常高尚的一种政治理想。实际上，治国当中除了道德在起作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憧憬的，我们从孔夫子那就开始追求的，是执政者靠自己的修养、靠自己示范天下的模范作用而得到万民拥护。能够为人民办好事，这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更是常常由此带来忧患——令人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要做许多的努力才能真正达到以德治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做到靠修身养性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就注定了中国的读书人会有一种忧患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忧”还是“乐”？
从中国整个文化体系来说，它强调的是乐。我们可以称中国的人生哲学是一种进取和乐生的哲学，自强不息，勇于进取，而进取者应该是快乐的。这一开头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yue）也是乐（le），就是喜悦，“学而时习之”是很快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又是乐的。人生是多么快乐。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你交很多的好朋友，朋友从远方到你这儿来，你也感到很快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做错了，你也不要生气，这些都是强调快乐的。
到了孟子那里呢，也同样讲乐，但孟子开始把乐的观念和天下的观念，和众人的观念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了。有人问孟子，“独乐乐，与人乐乐”？是自己一个人乐呢，还是和别人一块儿乐更乐？孟子回答，“不若与人”，就是说，不如和大家一块儿乐，和大家一起快乐最好。孟子就是把乐和众人和天下联系起来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乐”，强调的是君子胸怀宽大，经常保持一种快乐的心境；强调君子和山水之间有一种相通的关系，仁爱的人道德像山一样稳定，智慧的人智慧像水一样灵活，都是从这方面加以强调的。包括孔子说他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说自己每天还有决心做许多的事情，把吃饭都忘了；“乐以忘忧”，因为有这么多事情让他快乐，他都不记得忧愁了；不知“老之将至”，快乐得连老的到来都不知道。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强调的是“忧”还是“乐”？
之前说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乐”，但我们的政治责任感、政治道德强调的是“忧”。
这种忧患意识，一方面是由于要真正达到“治国平天下”非常困难，危机随时可能出现。几千年来，国家一直经历着稳定、发展、动荡、战乱，然后改朝换代，之后又是新的循环过程。《易传》提出，“安而不忘忧，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天下可保也”，就是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孔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每天你都要思考一些问题，要考虑一些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要有面对不良事件不良情况甚至是某些危险的准备。这辈子你随时保持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发生一朝之患。这样的道理在中国文化里讲得非常多，即使不是王公大臣，不参与朝廷决策和运作的文人，也有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从孔子、屈原，到鲁迅、孙中山、毛泽东，都有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政治理想不容易实现，这是忧患。忧心众生，这也是一种忧患。
另一方面，是对个人命运的忧患。这个最早是由孟子提出来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从个人的命运上来说，这种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因为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忧乐观为什么以“忧”为核心？
如果说“乐”是有感染力的，那么“忧”的感染力是超过“乐”的。“忧”使一个人变得伟大崇高。
我们对政治、对国家有一种期待，而现实中许多东西达不到这种理想，甚至和理想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为一些不理想的事物而“忧”，是一个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甚至也是一个人思想深度的表现。
曾经看媒体讨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说有的人善于把苦日子当好日子过，不怕贫贱，不怕穷困，而保有一种高尚的胸怀，这很好。还说有些人善于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这话我开始觉得不好听，好日子为什么要当苦日子过呢？但后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许多人由于自己的理想主义，总是在好日子里找到许多问题，为这些问题而忧愁，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费心。前几年演过一个小话剧，叫《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却是古巴的一个革命家。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不在古巴做官当领导，而是到其他拉美国家去发动革命，风餐露宿，四处打游击战争，最后牺牲在革命斗争中。切·格瓦拉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所以有他的深刻性、吸引力，有他的魅力。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占领幸福，也占领痛苦，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深刻而且高尚。人是应该懂得痛苦的，是应该能够体验、忍受、消化痛苦的。俄罗斯有一位很痛苦的作家——索洛夫斯基，他有一句名言，“我一辈子，感到悲哀的是，自己是不是配得上承受那些痛苦”。就是说，我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我深刻吗，我智慧吗，我伟大吗，我高尚吗？这是从世界范围来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直到范仲淹明确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讲了“忧”也讲了“乐”，但他的核心是讲“忧”。为什么会以“忧”为核心呢？就我个人来看，这反映了道德的抗逆性。所谓道德，往往在考验当中，在挑战当中，在逆境当中，才能得到彰显。中国老百姓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家贫显孝子，国乱出忠臣。”这正是说明道德的抗逆性。诸葛亮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讲道德的这种坚持性，这当然也是一种忧患。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不稳定性，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性，不忧不行，不忧的话就会更忧更糟糕。因此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忧”是一个核心。当然，在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忧”有很多不足之处。譬如，如果我们只考虑道德，而不去研究制度法律，显然是不行的。再有，我们在强调道德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对人的基本需求、合理愿望的满足，否则我们讲的道德也会变得空泛。
我的忧乐是什么？
我最忧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在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当中。那时候，看到国家的秩序越来越混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读书，作家不写文章……心想，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这当然是令人忧虑的。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从我个人来说，人生经历当中特别快乐和特别不快乐的时候都和国家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对个人的担忧完全脱离了对社会、对国家情况的判断和了解，这种担忧就是毫无意义的。更准确地说，我觉得忧患两个字，表达的是我对国家这种关切、与国运相通的感觉。不管我处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对国家的关切始终如一，和国运相通的感觉也始终如一。新中国建立以后是很美好的开始——就像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的，我希望这种开始的美好能够继续下去，这种关切并不曾因为个人的处境变化而中断。我和我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百姓，忧乐同心的感觉，也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但是，忧患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重了，毕竟我碰到较大挫折时年纪还轻，有许多事我也不懂，也并不能理解。
简单来说，所有的个体生命，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其间是充满了忧患的。《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讲的忧患，实际上更多的是讲一种责任、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思考、一种谋划。他的忧患意识还是积极的，和行动有关的，不是指一般情绪上的悲伤和忧愁。忧愁和忧患，这两个词的意义不一样。具体到内容，到每一个人、每一本书、每一个句子，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今天可以有所分辨，有所选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