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就是新型腐败

公款吃喝就是新型腐败 
 吕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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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后，春节期间，记者在一些高档消费场所走访时发现，公款吃喝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也有一些单位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换形式，转战地下，到私人会所或远郊，以“订婚宴”“满月宴”及“亲朋聚会”之名进行公款吃喝。

    据一高档酒店的服务人员说，坐豪华包间的大都是公款吃喝，消费数额最大的是公款吃喝，点菜最多最高档的是公款吃喝，要名烟名酒最多的是公款吃喝，浪费最严重的也是公款吃喝。

    “不管多大官，只要是上级来人就得接待；到上级跑项目、争取资金就得设宴请客；兄弟单位前来参观交流，就得尽地主之谊；外出招商引资，就要请客送礼。还有上级到地方开会的招待宴、送别席等等你来我往，让人苦不堪言。”一位县接待办的同志这样抱怨。

    一位政界朋友说，有时吃请就像赶场子，不想吃推不掉，不想喝驳面子，让人“苦不堪言”。吃饭喝酒成了一种“规矩”和“礼仪”，成了一种“表态”的“形式”，也成了上下级之间达成“沟通”与“共识”的“桥梁”和“纽带”。出于这样的原因，也只好“舍命陪君子”。因而，也就有了许多“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官员。显然，公款吃喝已演变成了一种新型腐败。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因而，公款吃喝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大行其道。公款吃喝，吃的是公款，喝的是财政，不用自己埋单，不掏自己腰包。所以一些人能吃则吃，能喝则喝，不能吃喝创造条件也要吃喝，“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于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什么好吃什么、什么贵喝什么，随之便诞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天价饭菜和天价烟酒。

    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为1000亿元，2005年后已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让人触目惊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便有了舌尖上的腐败。公款吃喝挤占的是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公款吃喝消耗的是纳税人的钱，挥霍的是社会公共财富，败坏的是党风和政府的威信，公款吃喝就是一种新型腐败。

    公款吃喝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财政“失控”，制度“失守”，监督“失察”。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营造反对公款吃喝的强大氛围，全面强化财政预算、财务管理、审计监督和信息公开，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形成让一些人想吃不敢吃，吃了报销不了的制度机制。

    据统计，从1949年到现在，中央先后下发的限制公款吃喝的文件有500多个，但仍然管不住一张嘴。民众痛心疾首，怨声载道。究其根源，就是对公款吃喝这张大嘴处罚过轻，没有列入刑法范畴予以治罪。这就难怪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提议，要把公款吃喝这种新型腐败纳入刑法治罪，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也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呼吁“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

    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遏制公款吃喝严厉措施，汉景帝颁诏凡到地方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经发现立即免职。宋代也规定，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超标受罚。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者超标消费，将受到处分，甚至“送法”。

    1940年3月，侨居新加坡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为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抗战实况，带着募集到的大量抗战物资回到祖国。蒋介石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陈嘉庚，一顿饭就吃了800大洋。5月31日，陈嘉庚率慰劳团成员冲破国民党重重阻挠到达延安，毛主席在窑洞门外露天设宴招待陈嘉庚，十多人围坐一张破旧的圆桌，吃的是陕北的洋芋、豆腐等农家菜，唯一的美味是一只鸡。毛主席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饭后，陈嘉庚得知这顿饭总共花了8毛钱后，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随后，他在延安演讲时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后来他断言：“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如今，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需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延安精神。“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不仅是普通民众应该遵循的哲学，更应当成为官员们坚守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