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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扩大人民民主才能遏制腐败

 
只有扩大人民民主才能遏制腐败
 
毛晓刚


  温总理强调“最大危险”、“政权性质改变”、“人亡政息”,不啻为一种盛世危言,但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党和政府的性质与宗旨,同样决定了反腐败不能单纯由内部解决,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依靠人民民主的办法,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民民主的不断扩大,必然对腐败现象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制约力,在这方面,我们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及时跟上,还需要更加给力。
  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
  温总理强调“最大危险”、“政权性质改变”、“人亡政息”,不啻为一种盛世危言,但决不是危言耸听。在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这样的警告尤为必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确实,腐败现象既是当前公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执政党和人民政府权威性、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客观地说,对腐败问题及其恶劣后果,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就有着清醒认识,反腐败工作也一直在高度共识之下强力推进,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现实也告诉我们,腐败问题依然有生存滋长的土壤,在一些领域、地区和“高危岗位”中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老百姓很不满意,反腐败工作依然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定位性认识无异于一种政治承诺,切合了中国发展的历史需求和老百姓的心理需求。不过,认识到了只是第一步,执政党只有言必行、行必果,展示出这种认识的实际有效性,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无论从人心向背来说,还是从党的生死存亡和执政地位来看,或者从政府的运转效率、施政信誉来分析,我们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否则就会自毁长城、自取灭亡。近年来,党和政府的反腐败行动举措不断,并且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腐败问题蔓延的巨大焦虑和担忧。
  从实践经验来看,党和政府自身对腐败问题的内部监管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党和政府的性质与宗旨,同样决定了反腐败不能单纯由内部解决,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也是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兴亡周期律”的问题时就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部历史,无论“政怠宦成”,还是“人亡政息”,抑或“求荣取辱”,无一不与执政者的腐败息息相关。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就必须找到有效遏制执政者腐败的办法,现在看来,这个办法只有发扬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中国式民主的特色。我们党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执政,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一届中央政府组建以来,温家宝总理屡次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在保障人民民主上的思想自觉。当然不可否认,落实情况仍然与思想认识预期有一定差距,也与老百姓的期望和要求有一定差距,但这样的方向应该继续坚持,相关的政策举措应该继续完善。人民民主的不断扩大,必然对腐败现象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制约力;只有人民越来越多地行使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各种消极腐败的滋长。在这方面,我们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及时跟上,还需要更加给力。
  依靠人民民主的办法来遏制腐败,有赖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跳出历史周期律,必然是一个长期建设、改革和奋斗的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其中也可能有曲折和反复。或许可以说,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但在一定时期内,反腐败的紧迫性和严峻程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推进民主政治的紧迫性和严峻程度。总之,腐败现象同样是伴随着我们的发展过程而出现的突出问题,解决起来同样也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性改革的办法,靠进一步全面发展来解决。当然,腐败作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应该放到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下最大的力气加以惩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以“进京赶考”打比方,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李自成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丧失民心的历史教训,给了共和国的开国者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今天,面对新旧情况交织的腐败问题,执政者依然满怀这种意识。危机与盛世从来并不矛盾,历史和现实都给我们以启发:只有认真走好人民民主的新路,才能够真正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