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高，不意味着对错误和腐败就有了免疫力
官高，不意味着对错误和腐败就有了免疫力
方工
党政机关中的高级官员是治党治国的中坚力量，其中绝大多数人扎实贯彻执政为民宗旨，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勤政廉政恪守职业道德，以身作则起到了榜样作用，得到公众真心拥护。但是，高官中也存在各种错误思想行为，特别是腐败分子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这种状况既说明对高官的监督十分必要，也说明监督制度和机制还需完善。上个世纪90年代，犯受贿罪的山东省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曾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人能管了。”一个厅级贪官如此，级别更高的贪官就更不用说了。如今，如何有效监督高官仍是难题。而如果高官还是一把手，则监督的难度就更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就不完整，而且会严重影响党与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高官腐败的可能性也很高
解决对高官有效监督的问题必须纠正一个认识误区，即迷信高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高于常人，人品一定优秀，自律一定严格，决策一定正确。这种认识的存在，固然有党与政府公信力及绝大部分高官素质都较高的因素，也不排除有长期公民意识缺乏和高官普遍与公众距离较远，同时对高官的正面宣传多，直接批评少，左右了公众认知的因素。但是，根据官员级别高低判断其出现错误或腐败可能性的思维，本质上是变相的官本位意识，不具备理论上的合理性、事实上的真实性和实践上的正当性。应当明确，对高官自律的能力不能迷信，对高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不能低估，必须清醒、理性、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个问题。
在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史中，党的高级领导人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从早期的主要领导者向忠发开始，时有发生。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敌人抓捕后马上成为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大量同志。有鉴于此，被敌人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对党组织提出了“狱中八条意见”，其中就有“注意防止高级领导成员的腐化”、“对上级领导也不要迷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生活作风问题”等内容。在新中国建立后，“意见”的现实意义丝毫不减，因为党内依然还存在高官腐化变质的问题，“三反”就处理过一些人。至于在十年动乱中，一些高官胡作非为，犯下祸国殃民严重罪行的事实，更是生动的证明。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高官腐败让人触目惊心。据历年全国人代会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资料粗略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涉及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达70余人，涉案数额最高达上亿元。同时，由于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许多贪官长期潜伏。《法制晚报》曾分析，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的200个典型腐败案例中，60%的贪官潜伏期都在5年以上。如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自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开始卖官，潜伏10余年。腐败分子在被查处前，都给人以正面的形象，所以边腐边升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在一些高官中，不同程度存在官僚主义、迷恋特权、作风霸道、工作漂浮、惯于折腾等不良倾向。因此，现实说明迷信高官，既不利于公务人员队伍建设，纠正不良倾向，也容易对处于潜伏期、边腐边升的腐败分子失去警惕性。
迷信高官，制度设置就会产生缺陷
少数腐败的高官当然代表不了队伍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印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即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势必会被滥用的客观规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高官也不是完人，对错误和腐败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他们同样有怕艰苦爱享受的人性弱点，在面临利益诱惑时，心灵同样会沾染污秽，心里同样会希图侥幸，行为同样会滥用权力。很多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够坚持清正廉洁，是坚持道德修养的结果。而道德修养水平与工作年限、经验、能力乃至级别无关。年轻的雷锋虽然在后者与高官无法相比，但道德修养水平却与腐败高官有天壤之别，是所有高官学习的榜样。可见，就道德修养而言，高官并不必然具有优势。迷信高官，客观上会强化高官虚幻的道德优越感，淡化加强道德修养的压力感，不利于高官认识和克服自己的人性缺陷。
用制度约束监督权力，才能实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目标，使权为民所用。列宁曾经说：“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如果存有迷信高官的心理，制度设置就会产生缺陷，制度执行就会出现缺口，民主监督就会形成对下不对上，而使监督制度的完整性、全面性、普适性和严肃性受到破坏。
必须树立监督高官的正确观念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为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提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应该树立正确的监督观念。
监督高官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公仆，公民对官员实施严格的监督，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因为高官手中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能否正确行使权力，直接影响公众福祉，公众当然不能不管，官高权重影响大，那么公众就越应关心。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解放思想，摆脱迷信高官的思维，树立和强化官民人格平等观念。在监督制度面前任何官员都没有例外，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约束监督公共权力，既是维护公民利益的需要，也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体现。
加强监督有利于维护权威。维护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对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好人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公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促使国家机关改进工作，防止失误、错误，就无法保证工作质量高、效果好。而迷信高官，会使公众没有动力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难以产生积极的监督行为，于是就给随意行使权力提供了方便，必然有损国家机关工作质量，造成权威削弱的后果。事实上，加强对高官行使权力的约束和监督，防止出现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或腐败犯罪行为，可以保障国家机关为民、清廉和公正的执政活动，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国家机关的权威。所以，破除迷信高官意识与维护国家机关权威，二者目标一致，没有矛盾之处。
对高官的迷信不等于尊重。我们要建设的是人们互相尊重、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人格平等和支持为民执政的认识，尊重高官不但正当而且必要。正确看待权力，平等对待高官，认真履行宪法法律和道德义务，支持、服从国家机关正当的公务活动，充分行使合法权利，包括监督官员的权利，帮助他们正确行使职权，避免犯错甚至犯罪，才真正体现出尊重。相反，以为高官高人一等，陷入迷信放弃监督，任由高官自行其是，则既损害了公民的尊严和正当权利，也扭曲了高官应有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对人对己都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高官对公众迷信自己的现象沾沾自喜，而不习惯不甘心公众以公仆的标准严格要求和监督自己，那么，就说明其认识水平确实需要提高，更证明监督确实必要。
自律需要他律的支持。自律和监督制度的他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律可以完善和落实他律，但也需要他律的支持和保障，二者不可偏废。强调自律不等于可以轻视他律，强化他律并不否定自律的意义。所以，不能因高官严格自律就放松制度监督，否则，会使高官长期置身制度之外不受约束和监督，造成自律防线的失守。实现制度他律的效果，必须增加信息透明度去除神秘化，缩小高官与公众的距离。高官用权行为对社会和公众具有重大的直接影响，应属公众人物，因此隐私权应当受到限制，例如家庭财产、人员状况等理应公开。
树立正确观念，破除迷信高官的思想束缚，有利于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完善和落实管用的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