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阶层固化成就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
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
原来，早在唐立国之初，高祖李渊鉴于四海战乱未平定，苦苦思考有效控制政权的策略。他认为，西周正是因为实行分封制，将皇族子弟孙辈及同姓宗室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王，才维持八百年，创国运绵长之最。有鉴于此，他为了极力扩大李姓势力，竟然在制度上规定，凡李姓的官员，即宗姓官，其地位均应在同级官员之上；没有担任职务者，不服徭役；且每州设宗师一人，主要是行使监察震慑职能，且成制度化。给同宗现职官员以及候补官员诸多特权，这无疑使众多异姓官员感到低人一等，为官场趋炎附势、拉帮结派之风留下隐患。
为营造清正廉明的官场氛围，李世民在朝廷广泛展开皇室及同姓宗室存废大讨论，以明国运长久之道。讨论明辨了是非。李世民随后消藩降爵平抑皇族宗室就顺利多了。他采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之议，将父亲李渊分封为王的大批皇族，降爵减俸，仅少数有功者（主要是战功）封王。首先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封王，继王位者明确降为嗣王，再隔代又降为郡王，所享受食邑等，依次降低。其次，对一些疏远和无功的同姓宗室，各降爵位一级，并减食邑。此举纠正了李渊分封过滥的失误。再次，这些王侯，所享食邑的租调，不归诸王征收，而改为朝廷的内府供给，这就让这些王侯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虚封，虽位高但无权，无法干预地方行政。最后，对皇族宗室严格约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对骄奢淫逸之皇子皇孙，剥夺身份治罪。
废旧法平抑门阀豪强势力
面对地方豪强势力把持政权长达400年之痼疾，李世民审时度势，随后果断拿豪门大户开刀，废除选拔官吏之“九品官人法”制度，平抑门阀豪强势力，消解民怨。
且说西汉选拔人才，实行州郡察举制度，即推荐制。此制度，完全依赖州郡长官是否能公正公道公平。到了东汉，战乱不断，天高皇帝远，掌握选拔人才大权的州郡长官自然仰豪强鼻息，此制度渐渐腐败不堪；加之豪强地主以及士人为躲战乱亦多侨寓他乡，当时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州郡察举制就严重滞后。
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正式确定“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不料，到魏晋之交，掌管选拔士人的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借机捞钱或者交换利益，仅仅看“簿世”即家世，行状、乡品，则完全走过场，只选世家子弟。以此为节点，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唐太宗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之选拔人才制度，不仅打破了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且解决了魏晋至隋初导致社会动荡一大难题。在整个唐代，门阀世族受到平抑，势力明显衰落，再无法控制地方政权、干涉朝政。即使新兴陇西皇家贵族，其地位、权势、财力，也不像魏、周、隋三朝皇族那样炙手可热，富可敌国。后来，中唐虽有几次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但豪强世族已很难呼啸而起改朝换代了。
论功分封朝臣修志提升庶族地位
有废，还必须有立。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不计私亲，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一等。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功臣社会地位，且在朝廷上下树立赏罚分明的导向。
其次重修《氏族志》，以正世风。所谓氏族，就是士族。在初唐，由于门阀氏族势力强大长达400年之久，新兴的庶族阶层，虽然因军功或者财富、才气上来，但因出身低微，仍无社会地位。房玄龄、魏征等大臣虽已为高官，但依然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争相出重金与依然有很高社会地位山东士族联姻，以图改换门庭。流风所至，从高层到民间，通过买卖婚姻达到攀龙附凤，很是盛行。
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他要求以《左氏春秋》中“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无德、无言论传世者，一律除名。虽然李唐皇族被列于《氏族志》最高地位，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门阀氏族均为次高位，但最大改观是把大批没落世族剔除此谱，将新兴庶族族姓列入谱内，极大满足他们自尊心和成就感，在整个社会营造后代不努力，就“富不过二代”的氛围。
完善科举打开寒士上升通道
完善健全隋朝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让大批天下寒士能够通过科举被选拔上来，打开下层上升通道，是唐太宗泽被后世千年最大的德政。
李世民对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不是完全照搬，而是顺应时势进行了重大改革。除了考隋朝就有的“明经”科外，还新增了“进士”科，且考试内容和形式更能体现全面评判选拔人才的思路。首先，考试的重点从“帖经”，即背诵经义，转为考词赋文章，既能检查考生文化基本功是否扎实，又能充分展现其个性才华。其次，还考“策问”，即时务对策。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棘手难题变成考题，让考生应答，先入情入理分析案情，然后依据法令和礼仪道德、世俗民情，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此，那些仅仅知道掉书袋者，或只会批评指责乃至痛骂如魏晋名士般，提不出周密的建设性意见，就被淘汰。再次，凡考中进士者，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考试。身，即相貌是否英伟，一身正气，可亲可敬；言，即是否会说话，讲道理，说得通，让人心服口服；书，即书法是否字迹端正清楚，绝不能潦草或龙飞凤舞；判，即批公文、断案子，公文不仅要有文采，且必须合法合理合情，言情并茂，让人看了点头心服口服。李世民推行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打通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成为贞观之治一大德政，也是成就盛唐的一个支点。
屡颁求贤诏令推心待士聚奇异之才
任何制度再健全，依然可能百密一疏。故李世民在推行科举取士制度时，还五次颁发求贤诏令，要求各级官员举荐人才。他不问出身，推心待士，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奇才异才。
李世民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在唐太宗眼里，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贵在发现。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俩身为仆射（门下省长官），应当广开进贤的门路，然后根据他们的才干，授以相当的职位，这才是宰相该做的工作。近来听说你们听取案情，受理辞讼，忙都忙不过来，这怎么能帮助朕实现求贤的目的呢？”为此，李世民特地专门下文给负责处理政务的尚书省：具体事务性工作交给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应该奏闻的，才禀告门下仆射等高官。李世民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当朝宰相提出理想要求，更体现了李世民求贤若渴的胸怀。作为一代仁君，得到奇才，唐太宗欣喜若狂之状，推心待士之诚，可谓空前。正是对各类人才的尊重，特别注重把各类奇才异才为我所用，野无遗贤，官场清正，整个社会呈现雍容大气的气象。
李世民能充分改革时弊，打通社会各阶层流动通道，激发各色人等创造力空前爆发，国力不仅迅速强大起来，且文化等软实力显著增强，万邦来朝，成就大唐复兴梦。（2015年第2期《文史天地》李满星）
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
原来，早在唐立国之初，高祖李渊鉴于四海战乱未平定，苦苦思考有效控制政权的策略。他认为，西周正是因为实行分封制，将皇族子弟孙辈及同姓宗室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王，才维持八百年，创国运绵长之最。有鉴于此，他为了极力扩大李姓势力，竟然在制度上规定，凡李姓的官员，即宗姓官，其地位均应在同级官员之上；没有担任职务者，不服徭役；且每州设宗师一人，主要是行使监察震慑职能，且成制度化。给同宗现职官员以及候补官员诸多特权，这无疑使众多异姓官员感到低人一等，为官场趋炎附势、拉帮结派之风留下隐患。
为营造清正廉明的官场氛围，李世民在朝廷广泛展开皇室及同姓宗室存废大讨论，以明国运长久之道。讨论明辨了是非。李世民随后消藩降爵平抑皇族宗室就顺利多了。他采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之议，将父亲李渊分封为王的大批皇族，降爵减俸，仅少数有功者（主要是战功）封王。首先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封王，继王位者明确降为嗣王，再隔代又降为郡王，所享受食邑等，依次降低。其次，对一些疏远和无功的同姓宗室，各降爵位一级，并减食邑。此举纠正了李渊分封过滥的失误。再次，这些王侯，所享食邑的租调，不归诸王征收，而改为朝廷的内府供给，这就让这些王侯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虚封，虽位高但无权，无法干预地方行政。最后，对皇族宗室严格约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对骄奢淫逸之皇子皇孙，剥夺身份治罪。
废旧法平抑门阀豪强势力
面对地方豪强势力把持政权长达400年之痼疾，李世民审时度势，随后果断拿豪门大户开刀，废除选拔官吏之“九品官人法”制度，平抑门阀豪强势力，消解民怨。
且说西汉选拔人才，实行州郡察举制度，即推荐制。此制度，完全依赖州郡长官是否能公正公道公平。到了东汉，战乱不断，天高皇帝远，掌握选拔人才大权的州郡长官自然仰豪强鼻息，此制度渐渐腐败不堪；加之豪强地主以及士人为躲战乱亦多侨寓他乡，当时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州郡察举制就严重滞后。
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正式确定“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不料，到魏晋之交，掌管选拔士人的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借机捞钱或者交换利益，仅仅看“簿世”即家世，行状、乡品，则完全走过场，只选世家子弟。以此为节点，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唐太宗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之选拔人才制度，不仅打破了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且解决了魏晋至隋初导致社会动荡一大难题。在整个唐代，门阀世族受到平抑，势力明显衰落，再无法控制地方政权、干涉朝政。即使新兴陇西皇家贵族，其地位、权势、财力，也不像魏、周、隋三朝皇族那样炙手可热，富可敌国。后来，中唐虽有几次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但豪强世族已很难呼啸而起改朝换代了。
论功分封朝臣修志提升庶族地位
有废，还必须有立。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不计私亲，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一等。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功臣社会地位，且在朝廷上下树立赏罚分明的导向。
其次重修《氏族志》，以正世风。所谓氏族，就是士族。在初唐，由于门阀氏族势力强大长达400年之久，新兴的庶族阶层，虽然因军功或者财富、才气上来，但因出身低微，仍无社会地位。房玄龄、魏征等大臣虽已为高官，但依然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争相出重金与依然有很高社会地位山东士族联姻，以图改换门庭。流风所至，从高层到民间，通过买卖婚姻达到攀龙附凤，很是盛行。
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他要求以《左氏春秋》中“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无德、无言论传世者，一律除名。虽然李唐皇族被列于《氏族志》最高地位，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门阀氏族均为次高位，但最大改观是把大批没落世族剔除此谱，将新兴庶族族姓列入谱内，极大满足他们自尊心和成就感，在整个社会营造后代不努力，就“富不过二代”的氛围。
完善科举打开寒士上升通道
完善健全隋朝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让大批天下寒士能够通过科举被选拔上来，打开下层上升通道，是唐太宗泽被后世千年最大的德政。
李世民对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不是完全照搬，而是顺应时势进行了重大改革。除了考隋朝就有的“明经”科外，还新增了“进士”科，且考试内容和形式更能体现全面评判选拔人才的思路。首先，考试的重点从“帖经”，即背诵经义，转为考词赋文章，既能检查考生文化基本功是否扎实，又能充分展现其个性才华。其次，还考“策问”，即时务对策。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棘手难题变成考题，让考生应答，先入情入理分析案情，然后依据法令和礼仪道德、世俗民情，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此，那些仅仅知道掉书袋者，或只会批评指责乃至痛骂如魏晋名士般，提不出周密的建设性意见，就被淘汰。再次，凡考中进士者，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考试。身，即相貌是否英伟，一身正气，可亲可敬；言，即是否会说话，讲道理，说得通，让人心服口服；书，即书法是否字迹端正清楚，绝不能潦草或龙飞凤舞；判，即批公文、断案子，公文不仅要有文采，且必须合法合理合情，言情并茂，让人看了点头心服口服。李世民推行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打通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成为贞观之治一大德政，也是成就盛唐的一个支点。
屡颁求贤诏令推心待士聚奇异之才
任何制度再健全，依然可能百密一疏。故李世民在推行科举取士制度时，还五次颁发求贤诏令，要求各级官员举荐人才。他不问出身，推心待士，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奇才异才。
李世民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在唐太宗眼里，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贵在发现。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俩身为仆射（门下省长官），应当广开进贤的门路，然后根据他们的才干，授以相当的职位，这才是宰相该做的工作。近来听说你们听取案情，受理辞讼，忙都忙不过来，这怎么能帮助朕实现求贤的目的呢？”为此，李世民特地专门下文给负责处理政务的尚书省：具体事务性工作交给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应该奏闻的，才禀告门下仆射等高官。李世民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当朝宰相提出理想要求，更体现了李世民求贤若渴的胸怀。作为一代仁君，得到奇才，唐太宗欣喜若狂之状，推心待士之诚，可谓空前。正是对各类人才的尊重，特别注重把各类奇才异才为我所用，野无遗贤，官场清正，整个社会呈现雍容大气的气象。
李世民能充分改革时弊，打通社会各阶层流动通道，激发各色人等创造力空前爆发，国力不仅迅速强大起来，且文化等软实力显著增强，万邦来朝，成就大唐复兴梦。（2015年第2期《文史天地》李满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