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中的支委会

那一年10月，我所在的汽车团担任了战斗运输任务。我当时由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到汽车某连代理副指导员，并被增补为党支部委员。

11月上旬，我们的车队拉着一批弹药和给养物资，昼夜兼程地向边防前线赶去。一天，当车队来到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时，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十级大风卷着鹅毛大雪，一把把地打在挡风玻璃上，天空一片混沌，视线不足20米；大雪填平了道路和旁边的沟壑，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稍不注意车就会滑进沟里去，驾驶员不敢再前进了。

困境中，党支部书记谷指导员把我们几个支部委员找来，临时召开了一个支委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没有会议室，没有桌凳，风雪中大家站在一辆汽车的旁边，紧张地商量起对策来。

当时唐古拉山上尚未建立兵站，考虑到安全和困难，有人主张不如先退回今天早晨的出发地——温泉兵站去；但大多数人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任务紧急，我们车上拉的是战斗的急需物资，不能耽误，必须千方百计争分夺秒的前进。

认识统一后，支部作出几项决议：

一是组织大家挖雪开路。只要打通到山顶的这一段冰雪路，下山时就容易了。

二是由于车队长达几百米，人员不易集中，由支委分头到各班排传达支部决议，把支部决议变成大家的实际行动。

三是号召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团结全连同志，奋战暴风雪，胜利完成任务。

于是，一场铲雪开路的战斗，在唐古拉山上打响了。大家用铁锹把路上的积雪向外铲去。由于每辆车上只配有一把铁锹，工具不够用，不少人便拿来洗脸盆（当时每人都自带行李和洗漱用具）舀雪向外抛去，有的人干脆戴着手套用手向外刨雪。

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平时空着手待在这里，都感到胸闷气喘头疼难忍，更何况现在要干重体力活！虽然不少人感到浑身无力，站立不稳，但谁也没有停止手中的活。支部委员一排牛排长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贫血和关节炎，组织上已确定他转业，但是他坚持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硬是带领全排车辆出发上路了。他咬紧牙关，铲满一锹雪使劲向外扔去，一锹又一锹，突然随着一锹雪的抛出，他“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紧闭双眼，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卫生员抢救了好一会儿，他才苏醒了过来。稍休息一下后，他又挣扎着参加了铲雪战斗，谁也挡不住。他说：“咱是老同志、老党员，不能摔一跤就趴下！”

副驾驶员小高是入伍不满一年的新兵，在团司机训练队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后，不久前刚分到连队，由于高原反应严重，两眼直冒金花，当他端起一脸盆积雪向外抛去时，突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旁边一个两米多深的雪窝里，被大雪埋了个严严实实。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刨了出来，指导员让他去驾驶室里休息，他急得哭了起来，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接受困难的考验，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绝不能在艰苦任务面前打退堂鼓。”随即又投入了战斗。

经过我们三个小时的拼搏，铲出了一条两公里多长的“雪胡同”，还剩下最后100多米就到山顶了。但这时不少人都累得几乎虚脱了，不要说铲雪，就是站一会儿都感到非常困难。忽然，党支部委员、外号“坦克”的张副连长大声喊道：“共产党员们都站起来，我们要组织一个党员突击队，突破这最后的100多米大关！”

全连的20多名党员都站了起来，随即在张副连长的带领下，向山头发起了最后的攻关，其他队员也都纷纷参加了进来。大伙一鼓作气，很快打通了最后的100多米。

接着，我们给所有的汽车都装上了防滑链，在连排长的指挥下，车辆小心翼翼地通过“雪胡同”，全部安全到达山顶。

因为风向的问题，下山路上的积雪比上山路上少了许多，但开头的一段路径仍被积雪覆盖着，不易分辨，车走在上面仍危机四伏。

为了车队安全下山，我向党支部正副书记即指导员和连长要求，在车队前面担任探雪引路的任务。他们不同意。我说我也曾是一名老汽车驾驶员，现在连长在前车带队，副连长在后面救济车上收尾，指导员在车队中间掌控全局，我担负探路任务最合适。连部通信员小于自告奋勇要和我一起探路。

我们扑进前面路上的积雪中，两人手拉着手，用双脚在厚厚的积雪中踩着、踹着，探寻着安全通道。车队跟着我们的脚印，向山下缓缓开去。大风戗得我们喘不过气，睁不开眼，脸上像被无数皮鞭抽打着。稍不留神，一脚踩空，我们两人就会一起掉进路边的雪窝中。没关系，爬起来再走。我告诉小于：为了车队安全，我们要当个活路标！

大约走了两公里，前面的公路已清晰可辨。这时我感到双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往前迈一步，都很困难。我仔细一看，原来棉裤和毛皮鞋都已冻成了冰铠甲，裤腿打不过弯来，一敲梆梆响。

连长停下车，上前一把拉住我说：“前面的路可以看清了，不用再探了，你们快上车吧！”

他使劲一拉不要紧，我们俩都直挺挺地倒在了雪地上。指导员跑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们连扶带抬地弄进了驾驶室。

就这样，在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我们终于冲过了唐古拉雪山的阻拦，把物资及时送到了前线，胜利地完成了这趟战斗运输任务，受到了团党委的通令嘉奖。（窦孝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