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老家的七十二级台阶

东北人似乎注定更多漂泊。爷爷是闯关东的一代，从山东一路要着饭奔到了东北；到了我这辈儿，为了求学打工再次漂泊，只是这次方向变了，我们从东北漂向北京……漂得久了，乡音淡了，可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还会脱口说出“东北人”，但心里同时又起了一层雾，那山东、北京于我又是什么？

如果说北京是稳稳的一座山，东北便是一条流动的河，它有时向内流，有时向外流，在这种流动的裹挟中，我对安稳有了更多向往。于是，从1998年到北京，便努力把家安在了这座稳当的“山”里，可17年过去了，这座山又始终不是我的山，多少次梦到的家依然是东北老家，是家门前数了无数遍的七十二级台阶。

说起来，我的第一个家应该是北大荒。爸妈都是哈尔滨知青，在北大荒相识、结婚、有了姐姐，1978年，妈妈又在那里怀上了我，也正是这一年，我们回了城。

回城是好事，可成千上万的知青一下子来了，城里的房子却远跟不上这蜂拥而至的规模和速度。刚到哈尔滨，爸妈和姐姐只能挤在奶奶家，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窗户，即使白天也是黑黢黢的，幸运的是爸爸心灵手巧，他在屋顶挖了个方形天窗，阳光竟慷慨地照了进来。

1979年春天，我家也迎来了喜事——小小的我出生了。从此，拥挤的小屋更加不堪，但全家还是陶醉在新生命到来的欣喜中，有意无意忽略了苦恼。但有些事还是绕不开，我和姐姐越大，床就越小，半夜谁都不愿起夜，生怕回来就没地儿了。不过，我还是蛮喜欢这小屋，尤爱那扇天窗，感觉自己和头顶的天空、漫天的繁星没有隔阂。

那些年，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爸妈也加入了城建大军。爸爸靠自学当上了工程师，看他在图纸上一笔笔绘出美妙的线条，勾勒出城市的轮廓，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能干的爸爸。随着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1985年，我们一家也告别了老屋，搬进了新房。新家在景阳街上，之前叫桃花巷，我更喜欢这个带桃花的名字，还自作多情地揣测，想是桃花盛开时，微风轻拂，飞花满巷，花香盈袖；长大了再忆起这名字，似乎嗅到些许风尘味，但仍是喜欢，烟花之处不也藏着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吗？

在我眼里，这杏色的六层小楼，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四口的家。楼下两层归农资公司，为了公私有别，通向住户的楼梯单独建在室外——这是一座有着七十二级台阶的铁楼梯，每级台阶上都塑有波浪花纹，用脚尖轻轻叩击台阶，声音悦耳如琴瑟；倘若喜欢豪迈的，那就换上大皮靴，踏得咚咚响；我更喜欢的是，和伙伴们玩“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上一级台阶，或是“一二三”，大伙儿在台阶上一起蹦，耳边旋即荡开洪钟般的回响。这些台阶不只是回家的通道，更是我的童年玩伴，有聊时数台阶，无聊时也数，像是一种仪式，不知道为什么，却又离不开。

走到台阶的尽头，便到了我家。一大一小两间房，虽然不大，却很温馨，爸爸自己刷的墙壁、打的家具；家里的枕巾、桌布、门帘，处处盛开着妈妈手绣的花朵……在那个物资远不如现在丰富的年代，DIY不是什么时尚，却满载着我们一家的幸福。

唯一令我烦恼的是，爸妈经常加班，于是，这七十二级台阶，又连着我和姐姐的期盼。夜深了，我们还趴在窗台上，眼睛盯着一级级台阶，盼着爸妈熟悉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有时，等着等着睡着了，可耳朵好像还竖着，一有动静，马上弹起来，是爸妈，便飞快地冲下楼。妈妈口袋里常装着糖果，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一边上楼一边吃，那每一个台阶，又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

一年又一年，我和姐姐渐渐长大，爸妈也以同样的速度走向衰老。1995年，爸爸突然病逝，这一笔带过的“离别”，对当时只有16岁的我来说，是锥心刻骨的疼，疼得我几乎忘记了还可以哭，只是默默呆在角落，看着一拨拨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在没有爸爸的日子里，妈妈独自支撑着家，我们也一度陷入困境，往昔络绎的人流顺着台阶拐向了别处；那些年，七十二级台阶上少了多少温暖期盼；那些年，我渐渐读懂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人情冷暖；那些年，曾很依赖父亲的我，不情愿地学会了自强自立。

不管是困顿还是顺遂，时光都照样流淌。就这样走着走着，到了1998年。这年夏天，哈尔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就在全国齐心抗洪的时候，邮递员风雨无阻地给我送来了通知书——我如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出发那天，我拎着行李，每下一级台阶心里都不轻松，一回头，身后的妈妈眼里也闪着泪光，这泪光中有高兴，有不舍，更有我们母女间不需言说却彼此懂得的几多况味。

一转眼，我已毕业多年，在北京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可每次回哈尔滨，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景阳街，也必须要一级级数遍那七十二级台阶，仿佛用心灵抚摸岁月的痕迹，又像一遍遍在寻找什么……（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