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荒唐的腐败理由误导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泽君在任增城市委书记期间，同其兄妹先后介绍了3个工程包工头，时任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秘书长的蒋志恒声称“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收受了905万元贿赂款是包工头送来的“感情费”。7月1日，蒋志恒在广州市中院受审时失声痛哭，请求法院轻判。

贪官的忏悔，一开头必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轮到蒋志恒，说“自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些贪官的忏悔，究竟是真忏悔，还是“人云亦云”，以痛说“苦难史”博同情？

贪官的忏悔中，关于腐败的理由，也一个比一个荒唐。有的说，大家都在收，我不收就不好混；有的贪官还把“收”的理由讲得“高大上”：不收会伤了投资商的心，会影响到当地招商引资，因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我就会成为罪人……跟这些荒唐的理由相比，蒋志恒的理由似乎有些令人同情：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

很多贪官的忏悔都很荒唐。但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方面和一些媒体，很拿那些荒唐忏悔当回事，视之为警示教育材料。贪腐的原因，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应该重点讨论问题的本质，表象的、枝节的东西上投入精力太多，就是研究的浪费。有些贪官五花八门的说法，基本都不值一论，甚至叫人怀疑，有些“贪腐理由”，是不是某些贪官的应景之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说到底，贪污受贿的真实理由再简单不过，就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一是与生俱来的贪欲，二是权力不受约束，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即便“老婆好”，即便“出身豪门”，即便上司多么正直、与贪腐不共戴天，某些人该贪还会贪——与老婆好不好，与得罪不得罪上司，没多大关系。而要减少和杜绝贪腐，唯有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监督体制与机制，舍此很难实现有效防腐。

——摘自《北京青年报》